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民小组研究

村民小组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共同体,社会资本存量丰富,在村级利益表达和相关政策执行中发挥着独到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维持稳定、高效的村民自治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我们应该从规范村民小组长的产生方式、建立村民小组会议制度、明确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完善有关村民小组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加强村民小组建设。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改制后QC小组作用探析

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基础。大庆油田公司2000年改制以来,面对当前企业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干群矛盾等问题,有必要发挥包括QC小组活动在内的群众性管理组织的作用。从介绍日本企业创立QC小组的初衷入手,阐述了QC小组活动和企业文化的关系,分析了油田企业QC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过分重视经济效益、QC成果已经成为晋升职称工具等问题,其实质是企业文化的缺失。指出油田QC活动的精髓是增强团队意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企业文化建设重在基层员工的参与,企业应当充分发挥QC小组作用,探索依靠基层员工打造具有生命力的和谐企业文化新途径。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锚定

单元的合理设置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我国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封建时期县政绅治的传统单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政社合一的全能单元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的分治单元三个阶段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基层治理单元中的政治单元、行政单元和自治单元分别实现了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治理、从复杂管理到简约治理、从虚体自治到实体自治的转变,而基层治理单元演变的背后是秩序、效率、民主三大基层治理价值目标的动态变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单元应在均衡三大价值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三维转变：以县域为核心实现分利秩序下的县域融合,以县级为上移重心进行效率渐低趋势下的县级统筹,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小区为下移重心进行民主趋向下的基层自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论社会协同

随着单位制社会管理体制的解体 ,迫切要求构建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格局 ,社会协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网络 ;要加强社区建设 ,不断提高城市基层社会自我管理水平 ;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镇管社区”模式实践及其优化——面向城乡人口流动的大型居住区社会管理创新

镇管社区是指建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参照城区街居制社区管理方式,在镇域范围内设置若干"社区",而通过"社区"以直接或间接管理镇域范围内的社会事务,为属地居民(包括市民、农民、流动人口)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它具有体制结构杂糅、服务对象复杂、管理内容多样等相关特点。镇管社区之所以会形成,深层次原因是原有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城乡二元性,已经无法容纳当前由城市化、郊区化带来的人口布局变革,而直接变更当前农村既有的镇村制为城区街居制,又遇到变更既有利益格局而带来的成本和阻力,因此镇管社区可以被认为是快速城市化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互动耦合的产物,是面向人口流动和布局变更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城镇化的社会管理方案。当前,不同地区的镇管社区有不同的实践运行模式,大体形成了管理方式上的"分类管理"与"统一管理"并存,管理主体上的"政府管理"与"社区参与"并存,管理路径上的"预防管理"与"社区自治"并存的多元化状态。镇管社区有一定的管理优势,主要在于有利于发挥镇作为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及镇域内人大主席团的相关作用。镇管社区要进一步发展有两种思路:一是撤镇变街,二是强镇扩权,相对来看,近郊镇、经济弱镇宜走前一种道路,而远郊镇、经济强镇则宜选择后者。     

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

镇管社区是对镇域内的城市化社区采用有别于农村社区管理的政策和手段,在行政管理架构、财政支持和服务手段等方面相互配套、协同推进的社区管理新机制.大都市郊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转型,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压力来源;镇域社区特质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前提;而顶层设计理念指引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则催生了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体制机制.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村(居)民自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

村(居)民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工程。新征程上,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实,要求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要求深化村(居)民自治实践,尤其需要做到：一是增强干群民主意识和保障基层自治空间,激发群众民主参与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村(居)委会选举制度,筑牢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第一链条”;三是做好民主选举“后半篇文章”,高质量打造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链;四是推动民主参与和基层治理相结合,在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维护群众利益。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自新的《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后,我国村民自治活动取得很大成就,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村委会组织法》,协调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规范村级事务决策程序,充分发挥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和民主理财小组的作用,促进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发展。     

日据时期台湾籍民社团初探——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例

关于台湾籍民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多注重政治和军事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比较少,而对台湾籍民的社团组织尚未见专文讨论。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个案,探讨这一基层社会团体的沿革、组织、活动和特殊性质,以及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此说明城市现代化对社会组织功能多样性的需要。台湾公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自治团体,它从成立、发展、组织乃至活动上,均受到日本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的严密操纵和控制,成为协助日本管理台湾籍民社会,配合日本推动南进政策的工具。     

明代民壮起源考论

民壮是明代武装力量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名最早出现于建文年间;永乐中,广西有类同民壮的民款之设;宣德元年,民壮正式以地方武装的名义出现在广西地区,并逐渐向其他地方扩展,成为明代民兵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民壮的兴起是明王朝完善国防体制,尤其是乡村防御体制的需要,与国家常备军制的败坏以及军事法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它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防与基层社会治安形势下,综合王朝军事、政治、法律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

汉代西北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二者。现在中外学者对军屯研究比较深入,而民屯则有不少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钻研。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各级田官管理之下的屯民(徙民)是国家的佃客,租率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细究起来似很有商榷的必要。下面我们初步进行一些探索,敬希史学界同志们批评指正。首先,汉代西北民屯(徙民)究竟由什么机构管理?是田官体系,还是郡县体系?我们认为是后者。欲说明此一问题,需从汉代徙民的原始谈起。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早在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经济滞后地区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困境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可持续性问题,是近年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课题.经济滞后、发展缓慢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究其原因,地方经济贫困、财源拮据、可用于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新增财力不足;"乡财县管"体制与公众参与的预算改革发生冲突;信息化建设滞后,预算信息链条拉长,以及预算信息质量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推广适应经济滞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管理和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源,用增量财力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理顺基层政府间关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实施"扩权强乡""乡财乡管"体制;普及财政预算知识,倡导民主治理理念,培育公民文化,夯实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完善预算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打造开放有效的预算信息平台.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和民间各自积极致力于自我领域(“自域”)内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二者又都积极谋求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共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官民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因为“自域”和“共域”内都存在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如民助官治,或民纠官弊,或官易民俗,导民向善,故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能够形成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     

“新民团”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以民国时期的广西为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强大的政府行政网络,将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底层,改变了"传统国权不下县"的状况,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掌控,从而全面掌握了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资源。     

不完全编制与有效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府雇员及其作用——基于A区的调查

编制管理以及编外人员“隐性膨胀”一直是基层政府人事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出发，针对中国基层治理中编内人员与编制外人员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不完全编制”概念。基于A区政府雇员的数据与案例，分析并探讨在编制刚性约束下，公务员编制管理的不足以及作为编制外人员的政府雇员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不完全编制”的形成逻辑。编制刚性约束与编外人员不断扩张，实际上反映了“一统体制”与基层“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所在。在基层治理任务并未显著减少和规模并未减小的情况下，政府雇员管理刚性约束增强会导致基层政府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用人规模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