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文道观的变化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从柳开、穆修、石介揭开序幕,中经梅尧臣、苏舜钦的鼓吹,直至欧阳修、苏轼完成,前后历经百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期间,虽然代表人物不同,但在进击西昆派,倡导新的诗文理论的过程中,无一不是从文与道的关系入手立论的.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论北宋谪官文化的形成——以黄州为中心

地处江、淮一隅的黄州是历代朝廷命官左迁或流放的安置地之一,由于谪官们的到来,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氛围。文章试图通过宋代王禹偁、苏轼、张耒三人在黄州期间的作为,论析以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的特点及形成过程。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是由王禹偁初步奠定、苏轼真正完成并代表、张耒继承并实践。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尊主泽民、有益于世之节,旷达自适、无愠睡足之道。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 ,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 ,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 ,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流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 ,显示出中国历史时期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

北宋前期礼制的政治诉求是从文化传统上确立赵宋王朝的合法性。中期礼制核心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井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后期的礼制则在于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     

朝堂内外: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以“嘉祐四友”为中心的考察

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朝堂内外的都市空间,他们日常的往复过从,营造出特有的社会氛围。身处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的交游与朝堂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在朝堂之外游从聚合。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分歧,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朝堂之外与朝堂之内既有不同,又密不可分。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互动,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     

浅议北宋军事管理体制中的过度制衡——以“杨业之死”为视角

北宋在军事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具有过度制衡的特点,其表现为解除大将兵权,将兵权一分为三,遥控将领作战,扩大监军权力,职官设置上以文抑武,禁军驻地兵将分离。这种对武将的过度制衡,使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研究这种制衡对我国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如权力制衡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权力制衡不能以违背规律为代价,权力制衡不能以选拔庸才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