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大转型与政府职能的大转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客观行政环境的驱动,还是主观指向的变革,都在促使中国行政文化朝着更高的层次转型,这种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部门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第三部门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根源是结社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民主的社会现实 ,现实根源是 70、80年代的政府改革 ,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第三部门维护了自由主义精神 ,促进了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 ,提高了政府效能、保证了行政改革的顺利展开。中国应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因为它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 ,同时在第三部门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完全可有所作为     

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

行政审批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行审批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与规范政府审批执法行为的重要突破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性措施。认真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完善政府职能转换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势在必行。     

浅议转变政府职能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除了要对政府职能进行准确的定位 ,还必须深刻认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审批制度 ,研究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及其给转变政府职能带来的阻力。深入探讨和努力实践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才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大部制改革是当前行政体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大部制，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职能相对接近的部门进行横向合并，从而拓宽管理幅度。在大部制的改革中，检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成效，既要看政府机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更要看政府职能是否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了。所以，应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其核心任务。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进行过多次行政体制改革。计划经济时期的数次行政体制改革维护了政权的稳固、确保了经济的恢复。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次行政体制改革推动并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大部制改革是新时期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逆转的选择。     

治道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改革的路径分析

行政改革路径的确立直接影响着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成败,文章试图通过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经验总结,明确指出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应围绕行政职能的改变、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规则体系的改变三个方面来展开。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试论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受世人瞩目，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是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拟从提示三个改革怪圈入手，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前三次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再用发展的观点提出政府机构的新角色，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近十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自由至上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新公共管理革命”呈明显走向政府职能市场化;政策执行自主化;建立企业化政府.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评析

[提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不断解放思想，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年锐意创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和治国理政经验。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视角，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制-规范-认知”三维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权的数量变迁趋势、高频词变化特征等进行分析，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演化历程划分为以精简事权为主的迅速推进期、以规范事权为主的间断过渡期、以事权类别调整为主的重心转变期、以“放管服”结合为主的系统改革期四个阶段，并根据三维制度环境分析框架阐释其演化逻辑，发现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具有政府职能转变“一条主线”，权力格局重塑与治理效能提升“两个统筹”，创新制度环境与深化改革双向互动的特征，为进一步优化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推动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公共服务社会化—中国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兴起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公共服务社会化实质是政府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的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部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改革经验,我国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是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之管见

建国以来,我国在1954年、1960年、1970、1980年、1988年和1992年先后进行过六次行政机构改革,但每次都走不出“减而复增,消而复肿”的怪圈。一九九八年三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被称作“第七次革命”的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当时会场内掌声经久不息,它既表明了代表们对当前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又饱含了代表们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热烈赞同,对彻底改组庞大的、工作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给予的坚强支持,以及对建立精简、统一、效能的政府机构的深深祝愿。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需理性思考

回眸历史,是为了面对现实.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中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居于突出位置.     

浅谈统一行政组织法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总共进行了7次机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减少了行政机关的人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机构过于冗杂的局面,但是机构没有摆脱精简—臃肿—再精简—再臃肿的恶性循环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科学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当前我国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过于原则化,也没有科学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组织法又是一个规范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法律,显得逻辑混乱,难以发挥有效的规范作用。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统一的行政组织法来规范我国的行政机关的组织,防止我国行政机关过于庞大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秦淮区行政服务中心：完善“三个机制”，提升行政效能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提高行政效能，秦淮区于2006年7月成立了区行政服务中心，将52项审批服务事项集中起来，着力简化办事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创新工作机制，为群众提供了公开、高效、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平台，各项审批服务事项按时办结率100％，提前办结率达60％以上，办事效率、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大大提升。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变迁透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基于1999—2014年的数据分析

选取国务院、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级政府机构作为研究样本,分析1999年以来行政审批项目的变迁。行政审批项目划分为经济类和社会类两大类,进一步将项目细分为重要项与普通项,用"变迁规模""变迁事件"和"变迁程度"三个变量对四级政府和不同类别项目的变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自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职能大幅缩减,但政府职能转变远未完成;政府职能结构重经济轻社会明显,集权式治理模式未根本改变;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地方的自主性不足;中央重范围调整和地方重管理方式转变的职能转变模式,使改革的空间范围小。     

政府改革:责任、能力与绩效

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结构,而政府职能决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但中国的政府改革,不能简单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模式,而应该充分考虑中国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下,中国所进行的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再造,其目标是:建立责任、能力与绩效有机统一的政府。     

中国行政机构近代化的开端－－评清末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清末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行政机构改革 ,是中国行政机构近代化的开端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模仿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和建立独立完备行政体系的设想 ,初步改变了中国传统行政机构的组织模式 ,为当代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某些借鉴。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