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行人辞令简论

春秋行人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通过考察春秋行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构成、辞令特色以及对战国策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行人辞令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左传》行人辞令的表达风格

《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具有很强文学色彩的历史著作,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书对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斡旋场面的描写、对交战双方斗智斗勇的语言描写,对地位不对等的谈话双方的心理及语言的描写,多处运用了委婉的表达方式,并且极见文学功力。     

《左传》行人辞令的生成机制及其美学特征

<左传>的语言成就极高,而尤以行人辞令为重,研究也很多,但都很笼统,讨论也不深入.行人辞令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成机制,所表现出来美学风貌也与其他不同.     

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

五凉时期,儒学发达,佛教始盛。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中,此时开凿了一些石窟。本文从这些早期石窟的始凿及其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状况进行了对比考察,认为五凉前期已经有了开凿石窟之事,但多为儒学学者所居,他们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从事私学教育,规模可观。后来,随着官方儒学的进一步兴盛,民间私学逐渐从山区向都市转移,儒学遂离开深山,而佛教在五凉后期趁机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的石窟,开始了佛教石窟的时代。     

黄金周旅游与五缘文化

五缘文化不仅是黄金周存在的内核,而且是黄金周旅游发展的驱动力.由于黄金周旅游已成为五缘文化的载体,因此它不会消亡.     

网络时代的五缘文化

五缘文化在网络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互联网虽然在形成过程、子类划分等方面和五缘文化具备可比性,但在文化上却是作为基于现代法制社会的反差序格局的代表,因此对基于亲属关系扩展的五缘文化构成了挑战。尽管如此,五缘文化已经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网络文化也渗透到了五缘文化之中。二者的融合目标是法理和人情的统一,华族文化与友族文化的交汇,数码土著和数码移民的和谐。     

五溪文化的形成条件

五溪文化源远流长。依托独特的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五溪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五溪文化。     

汽车和行人紧张关系考辨:法社会学的视角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先行权争论的背后,折射的是一系列生物本性和社会文化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复合.受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影响,守法国家的法律信仰忠诚度极高.中国解决双方解决紧张关系的制度运行存在一系列文化心理障碍.关系的化解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制度化的秩序为先导,互谅互让氛围的形成.这有赖于政府的认识和主导作用的发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合力.     

挖掘文化积淀与接受新的文化信息

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已经成为共识。现阶段的俄语教学应注重在挖掘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新的语言信息,对于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文化特征的俄罗斯语言来说,要从广义理解它,同时要以深遂的历史眼光看待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以保持对所学语言国的国情文化了解的连续性和全面性,瞻前顾后,掌握语言与文化变化的全过程。     

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和文化蕴含

现存最早的铭文是商代的,镌刻在青铜器等器物上,文辞简朴。周代铭文出现四言韵语,篇幅有长达291字者。秦汉铭文刻石者大增,以四言韵语为主。汉末至六朝出现不刻于金石的铭文,文学性增强,用于私人生活的铭文增多。宋代铭文远多于前代之总和,用途广泛,文体形态多样,虽然仍以四言韵语和骚体为主,但各种语体都有,甚至有散体无韵者。仍然有刻于金石者,但多数都只是写在纸上的阅读文章。建筑物和日常文化用品是铭文写作最多见的题材。宋铭不是以颂德叙功为主,而是追求理趣,崇尚议论。不过不同身份的作者理趣有所不同,理学家一味说理,文士兼求美感,释子偏重禅悟。     

梁武帝萧衍文学交游考论

梁武帝萧衍是齐梁文学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的诗文在南朝现存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萧衍建立梁代以后的文学交游情况进行了细致考述,并对萧衍文学交游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吴文化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吴文化孕育于古代吴越之地,在独特的内陆湖泊环境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协调的文化内核,呈现了趋水内敛、多元杂并、包容创新的文化特质。长期以来,吴文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挖掘弘扬吴文化的精神内核,将其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进行关联和整合,对于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发展和创新具有现实意义。     

外交的前瞻性:被动与主动的分水岭——从中美两国外交发展历程的比较谈起

本文从中美两国外交发展的历程比较谈起,提出前瞻性概念,揭示中国外交从"幼稚"逐渐"成熟",由"被动"走向"主动"过程中存在的前瞻性问题,并且进一步发掘其根源,从而为我国"前瞻性"外交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

梁代的兴亡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作用,但他的行为也确实对梁代及南朝政权的灭亡起了一定的作用。梁武帝从一个“奸雄”蜕变为昏君,显然有其思想根源,他后来在政治上的一些失策和思想变化,往往和他早年一些行为造成的心病有关。     

总督锡良与东北边疆的开发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期间,锐意改革边疆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他把发展教育作为开边疆风气之先,并针对东北的特殊情况,发展特色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其次,他通过改革边疆管理体制,废除了旗,民双重管理体制,建立了近代行政管理体制,加强了对边疆的统治。其三,他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组织移民实边,垦荒,辟路,开矿,为当地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四,他充分利用东北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农为本,全面发展,使东北边疆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进程。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论语言发展的滚动模式与语言规范的基本原则

语言发展的主要内容是语言内部结构某些要素的变化、补充、消失。本文阐述语言发展的“滚动模式” :将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视为滚动前进的球 ,即语言球 ,进而阐述语言球的三个组成部分—基本成分、新生成分、历史成分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以语言发展“滚动模式”为理论依据的语言规范三项基本原则     

从接受角度比较吴越文化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

从接受角度论述吴越文化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强调的是主体能力的亲近与吸收。周氏兄弟的经历与个性不同 ,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吸收的差别 ,由此形成了他们为人为文的迥异。     

评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面临以下几个主要困境:其一,以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术语来阐释文化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学理误区;其二,多元文化史观与文化本位主义的折中调和所带来的理论上的二难困境;其三,以孔子儒学来言说和诠释中国形而上学及所谓"第二文化路向"所昭示出来的尊孔倾向;其四,主张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凸显出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