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回顾了“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以及创造性叛逆所引起的争议，在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它两个特征，即主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唐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寒山诗歌英译为例

从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翻译观出发,研究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以加里.斯奈德翻译的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为例,分析了诗歌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以及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体现,从而进一步解释了翻译不是对原作的简单模仿复制,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创造性叛逆与有意误译,创造性叛逆与增译,创造性叛逆与省译(节译),创造性叛逆与个性化翻译,创造性叛逆与编译、转译和改编以及创造性叛逆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翻译中“叛逆”的客观性与创造性

翻译是两种语言语码的转换,由于英汉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民族传统的差异,英汉翻译中叛逆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叛逆现象表现为客观性,但也可转化为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