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利益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国际直接投资正逐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日益成为投资主导型经济。由于战略性资源短缺、利用外资与境外投资比例失衡等诸多问题的困扰,突显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目前,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虽然取得不小进展,但存在许多问题。基于国家利益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必须明确中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取向,选择与培育适合境外投资的主体,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的宏观管理组织机构及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和保护。     

送你一瓶油,还你一个坑

正送油送锅、免费旅游、亲戚推荐、高利率、媒体广告轰炸,对于中老年投资人来说,这都是让他们陷入互联网金融骗局的有效手段。这些中老年投资者不懂互联网,也无处获得基本的投资者教育。面对高利率的诱惑,他们更愿意相信电视广告、亲戚朋友,而不是将投资决策建基于常识。     

日本房地产业产生泡沫的原因及教训

日本房地产泡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广场协议"的签订是泡沫产生的诱因,货币政策的失误则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境外游资冲击和住房本身的性质又助长泡沫的形成。其后又因实行高利率货币政策、开征地价税以及外来资金的迅速撤离,使泡沫瞬间破裂,进而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许多银行、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急剧下降;国内投资、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陷入漫长的衰退期。吸取日本房地产业发展的教训,必须对我国房地产业加强调控,抑制其投资、投机性功能。同时,要警惕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和境外游资对房地产业的冲击。     

波兰的工人问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当代波兰工人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波兰工人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几次示威都取得成功,所以这个问题受到普遍的重视。波兰的情况当然特殊,但是一个日益多样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问题却决不是特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波兰     

日趋严重的欧美失业问题

目前,失业旋风席卷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今年3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9%,失业人数达985万人,超过1,000万的大关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状态和战后美国的最坏年份1975年5月的情况相同。美国在高利率政策下,经济迟迟不能恢复景气,于是眼下有这样一种悲观的预测:美国的失业率将会继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近期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政策,已取得了一定效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但仅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而减税在弥补扩大投资的局限性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减税政策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保持相对长期的稳定性,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经济调整的社会环境

当前,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制定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进行体制改革以调整其经济结构。随着这股潮流的到来,私营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变得日趋重要。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整个90年代,经济调整的问题也将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制定调整经济的措施并付诸实施,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与经济因素相比较,经济调整的社会因素更为复杂,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探讨。7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用经济调整的措施以摆脱其面临的经济困境,这些措施种类繁多,且形式各异。体制改革和政策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改进经济刺激的方式,鼓励增加储蓄、投资和出口等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范畴及基本规律——兼论企业的直接生产目的是否是利润

<正>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范畴和基本规律究竟是什么?这是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必须及时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科学确立的基本理论原理。我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工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范畴和基本规律,不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而是工益和工益规律。试述如下。一、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     

美国制定工业革新政策的前景

罗思韦尔和齐格维尔德将革新政策解释为工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融合.他们认为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根据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目前和未来的需要及问题所作的估计,并根据对技术的趋势和有关商业机会的认识来制定一项"带战略性的长期革新政策".现在人们已逐渐看到,为刺激工业革新而制定一项明确的全国性政策,是任何一个政府全面的工业和经济战略中一个根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第三条道路”初析

近几年,西欧主要大国都由左翼党派执政。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其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全渡过全球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在经济政策上强调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作用是促进客观经济稳定;特别把教育和人力投资放在优先...     

经济增长与就业机制、模式、观念的变革

文章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是人口过剩型失业、经济转型的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纵横交错与叠加 ,是转型期的特殊现象。文章指出 :在显化隐性失业、治理公开失业 ,借鉴国际经验 ,培育现代劳动力市场 ,实施反收入政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及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的同时 ,还应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 ,包括弹性就业、阶段性就业模式 ,及与就业机制、模式变革相适应的就业观念的变革。     

中国统一和中美经济关系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经济增长迅速，相互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蓬勃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形成所谓“中国效应”。它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香港回归祖国，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之一。近几年，海外大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领域和地区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中国基础设施和主要产业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中美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关键在美国，它必须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台湾问题的承诺，不要干预香港事务，妥善地解决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当代全球化问题研究

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伴随着经济周期和长期的霸权,总的趋势是全球化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当代全球化的趋势是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当代全球化面临着石油危机、金融投机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危机、生态危机以及替代危机等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认真地处理.     

论加入WTO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和对策

当前国际经济动荡加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加入WTO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好机遇,同时中国必须修改外商投资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投资规模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此,我们应该首先调整政府职能,制定好相应政策,建立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     

垄断企业效率的判断标准

《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得反垄断问题再一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垄断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由于垄断效率判断标准的缺失。垄断企业的本质职能,即承担国家特殊职能的垄断企业必须发挥宏观效率最大化,不承担国家特殊职能的垄断企业必须发挥经济效率最大化。通过马克思关于垄断标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关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经验加以佐证,提出垄断效率判断的新标准即生产力标准:自然垄断部门需要改革以提高其经济效率;行政垄断部门则需要根据生产力标准进行重新判断,符合生产力标准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进行一定的规范。     

价值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对 F.奈特和 J.康芒斯的比较分析

本文考察的是约翰·R.芒斯和弗兰克.奈特著述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它将看重考察他们两人各自对制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所抱有的观点,他们对价值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的地位的看法,他们对社会价值的约束力和无所不在性的态度以及他们在阐述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中的价值时思想上的相容之处。首先必须一提的是,笔者在此所强调的不是他们两人所倡导的政策建议,相反,是他们就价值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问题中所占有的地位所持的观点。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都是每一社会要认真对待的。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层面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展开剖析,评析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中对界定"公共利益"的疏漏及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不同层次性,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对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的作用、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舆论监督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握人民的意思表示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必须重视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方法论.     

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研究

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上的正确途径和实现方式 ,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论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与中国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

论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与中国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张汉林张卫东蔡春林本文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的内涵、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与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关系、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的相互影响、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发展及趋势，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     

智利的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

智利的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是对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种创新,它突出强调了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其私有化的养老金管理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促进了国内储蓄率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对我国当前养老保险改革有关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经济危机、失业率增加等原因,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支付危机,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给财政赤字增加了重重压力,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带来了高额的公共开支和不平衡预算,反过来又导致高利率和低投资,高福利又引致了高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