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载有感

三十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过了"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的道路.五四文学研究是起点也是重镇;由此为基地拓展开去,纵横求索,以新文学史观与新框架在80年代致力于多种形态文学史的书写与重构;进入90年代重在建构文学流派理论、文学研究思维学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试图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新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规范.探索有得有失、有喜有忧,丰富并延续了我的学术人生.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对于金庸及其小说出现了反差极大的评价,褒之者誉之为中国文化英雄、民族神话的创造者,贬之者斥之为祸国殃民的文坛妖孽。如此过度的褒贬其实都是国族意识导致的意义张力作祟的结果,而这种意义张力来自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个体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语境之间造成的巨大落差。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概念和学术平台自然而然会激发评价者的国族意识,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意义张力对学术的干扰。汉语新文学的视角避免了宏大语境的自然渗入,也就规避了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从而为金庸研究回归学术理性提供了可能。     

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及其学术地位

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新国学以及语文教育学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具有多维度的学术建构。但以往学界往往多聚焦和称赞他的鲁迅研究和新国学研究。其实，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绝不拘泥于鲁迅这一单一对象，也不拘泥于具体和微观，而是呈现出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眼光的全局性等个性特征。他的现代文学学术思想和见解是建立在他丰富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和独立的文学感觉、感受基础之上的，从而建构起有思想的学术和有个性的话语，这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所在、价值所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治学提供了路径、方式和方法上的启迪。     

论新文学史观的发展之路

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器”的改变与“道”的确立——谈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现代文学史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历史.作为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新文学,它的出现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现代意识(包括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获得和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占居主导地位;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的文学文体形式的确立;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准备.近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形成,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和文学社团以及作家职业化(稿费制)的形成等物质条件为后来现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器"的改变是浅层次的,"道"的确立则是十分艰难的.经过近代以来现代意识的积累,量变转化为质变,新文学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真正诞生.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话剧)及其各种不同的分类体裁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故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华文报刊、南下文人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嬗变——从五四到抗战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均与华文报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五四至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伴随着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传媒的交流、两地人员的往来而跨界传播、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在以中国南下文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华文报刊编辑的传播和倡导下,东南亚华文文艺界依托华文报刊这一重要的文学载体和传播媒介,使东南亚华文文学实现了从旧体文学向白话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并先后推动了东南亚新兴文学(革命文学)、南洋色彩文学和抗战救亡文学运动,促进了现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壮大,由此联结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

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繁殖和哺育的重要意义.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对于西洋文化文学的介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孕育的重要因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新文学萌生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中,商务印书馆进行了革新与改革,在以《小说月报》为标志的改革过程中,使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重镇.在期刊的文学作品刊载、文学丛书的出版方面,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家,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顺应潮流、鼎力革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键,团聚作家、推动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联系读者、关注市场是中国现代文学繁荣的保证.     

论郭沫若文学创作受国外思想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是现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受外国思想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清末以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可以说对新文学起了先导作用。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百年所走过的历史途程。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翻译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翻译文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任务。不过,在书写翻译文学史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翻译文学的历史依据何在,艺术属性是什么,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确定等。翻译文学史的再写与重写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任务,它呼唤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雅俗两种文学的分与合

文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有雅俗之分, 文野之别。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也是雅俗两种文学“二水分流”。中国新文学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从它发生之日起,就注定是雅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也就只能被民族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和较高文化层次所接受、所欣赏,其读者群只局限在城市小资产     

90年后的回望与前瞻:《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问世,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直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走向,也开辟了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传统。今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于2005年6月10-13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了以“《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在90年后的今天真诚地回望、由衷地纪念《新青年》创刊这一中国现代历史上…     

沈从文的现代文学教学

自从1929年8月被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延聘为国文系讲师以后，沈从文就开始了在大学里教授现代文学的职业生涯。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北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现代中国文学等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课程。综观沈从文十多年的现代文学教学，其内容之丰富、方法之实用、效果之可观，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风雨里走过的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在现代有着与某个地区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日本统治这样一个特殊背景,这就决定了她的发展形态具有特殊性,从台湾被日本割据、后又为国民党政权长期踞守的政治变迁看,这是一部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抗争承传的艰难历史,也留下了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深刻烙痕。台湾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研究意义的对象。即她的形成过程经历着对抗强权、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从中国现代文的框架中观察台湾现代文化的文学在现代的发展,不难看出,她不只是一般意义的省区文学,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支脉,曾经历着种种的磨难,台湾文学也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一部文学历史。     

“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

2014年9月24日,“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朱德发、原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商志晓、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唐波等出席开幕式。     

学科的危机抑或精神的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回到根本--新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关系之断想

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文学教育、现代学术构成和现代学术中传承机制等方面的考察, 来探讨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反思和审视现代文学特征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