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考察

西方列强以"万国公法"为理论工具打开日本锁国大门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便采取了多种手段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其中,多版本的《万国公法》在近代之初的日本纷纷登场,成为日本近代法体系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其自身伴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所表现出的实质意义在于:为日本社会不同时段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武器。考察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可以发现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法理原因。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万国公法》在明治初期的日本

<万国公法>于幕末传到日本以后,不仅成为幕府处理外交的有利工具,还成为明治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书.<万国公法>在明治初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在外交活动的巧妙运用上,以及小学校的教育科目中都留下了痕迹,这一切都侧面地反映了<万国公法>在明治初期的存在实态.     

《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

作为首部汉译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在晚清历史的许多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学术界关于此书的研究很多,但仍有一些最基本的事实需要澄清。《万国公法》的翻译出版,与其说是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产物,不如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产物。译者丁韪良将此书定名为《万国公法》,恰与原著观点相悖。     

中国近代国际法翻译第一人——丁韪良

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无论从完整地翻译国际法的时间上讲还是从翻译国际法的数量上看,都堪称中国近代国际法翻译第一人;他除了翻译过著名的《万国公法》外,还出了其他7部具有相当份量的国际法译著;他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体现出他的翻译动机及其翻译策略、方法或手段,并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具有多层面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反华宣传——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1929—1933年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抛出所谓"民族生存权说"、"特殊权益说"、"防俄防共说"、"自卫说"、"人口过剩说"等来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辩护。与此同时,日本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并指中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的反华言论,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致,完全沦为日本政府的一种宣传工具。     

福泽谕吉的启蒙教育思想刍议

福泽谕吉及其启蒙教育思想理念在日本近代史上扮演了文明开化的巨匠和启蒙运动旗手的角色,不仅促进了当时日本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也为日本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教育平等"、"教育独立"、"教育救国"、"教育富国"等理念在近代教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究福泽谕吉的启蒙教育思想,对培养21世纪的创造性、开拓性的新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借鉴意义。     

日语“虫谚”及其文化特性探讨

日本谚语形式多样、内容包罗万象,是日本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中的"虫谚",根据其来源及意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意义上昆虫的"虫谚";一类是想象中的"虫"的"虫谚"。日语"虫谚"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关注和珍爱自然、企望与万物融洽相处、观察事物细致入微、喜爱精细化的民族特性。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日本“正常国家化”及其影响

日本国家的"非正常化"集中表现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敌国身份"、战争的"非法化"、国家安保的"外包化"、国家主权的"残缺化"及领土范围的"模糊化"。随着日本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的战略诉求。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