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的“女性声音”品评

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叙事主体形象--简·爱.其叙事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叙事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使读者能够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然而,夏洛蒂·勃朗特作为殖民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文化身份使她在女性权威的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谁能讲述世界的真相——论《我的名字叫红》中叙事者的修辞性

修辞叙事理论认为,在一个叙事结构中,首先是叙事者向他的读者讲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叙事者的讲述”.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产生自细密画审美传统的多位富有特色的叙事者,不仅营造出了与以往小说不同的细密画式叙事结构,同时还有着深刻的修辞意义.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叙事者的讲述”的讲述,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和他关于本民族与当今世界的深入思考——在东方与西方、冲突与融合共存的当代,世界的真相是如此宏大而复杂,任何一个叙事者凭借自身的眼界和意识都不足以将其客观真实地讲述出来.     

《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弗兰妮》叙事进程研究

作家在小说《弗兰妮》的叙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方面的作用,也努力使读者加入到叙事进程中,文本内部的不平衡性与隐含作者、叙事者和读者间的张力共同作用,促进了小说叙事的发展。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论贝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不可靠叙述

通过文本细读和借助布思与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索尔·贝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叙事者西特林在叙事伦理上具有典型的不可靠叙述的特征。     

肖洛霍夫小说的儿童叙事伦理论析

肖洛霍夫小说中儿童零散化、细节化的叙事过程呈现出多种伦理面相。在以儿童为对象的直接叙事中,无论是孩子们赤子童心建构的自由世界还是孩子们存在的家的快乐世界,都是作者的乌托邦伦理叙事,以儿童这样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视点来叙述革命的正义与非正义,凸显革命语境之下对生命价值本身的尊重。在以儿童为符号的间接叙事中,作者注重的则是儿童功能化符号化的叙事意义,从儿童与成人的互动中,通过儿童符号的本真叙事表现对成人罪性的救赎,通过儿童符号的苦难叙事反映作者对儿童成长的关注、对家庭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基督教伦理对弱者的怜悯。此外,成人在革命正义与象征人类希望的儿童之间的伦理困境中所做出的选择,也体现了肖洛霍夫对生命敬畏的伦理旨趣。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论简·奥斯丁叙事策略的转变

奥斯丁的《诺桑觉寺》和她的其他五部小说相比较 ,在叙事策略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诺桑觉寺》采用了公开的叙述者和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 ,突出了作者的在场 ,获得了作者权威 ,构建了公开的、女性身份的作者立场。由于这部小说未能及时得以出版 ,奥斯丁调整了她的叙事策略 ,在这之后所写的小说采用了隐蔽的叙述者和含蓄的叙述声音 ,以及间接性的、含混型的叙事手法 ,小说自我叙事意识逐渐减弱 ,作者权威逐渐引退 ,表现出对作者型叙事行为的克制。     

《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策略与认识探索

本文试图探讨叙事策略与认识的困境及探索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米德尔马契》在全知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叙述声音的融合及叙事眼光的转换等手法，突出了全知叙事者的局限和不同叙事话语的对话功能，而多重话语与眼光结构的共存及相互作用，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作者权威和话语等级，揭示了主体认识的透视性和不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为认识现实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保存主体认识连贯性的新尝试。     

论简·奥斯丁小说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立场

简.奥斯丁小说以女主人公为内聚焦视点,利用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女主人公之间建立起同情的纽带,使读者认可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     

《城市与狗》的主题在叙事中的表现

作者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作为秘鲁现实的写照,写出了它的罪恶、阴暗、卑鄙、堕落,表现了对秘鲁独裁政治的文化反思,这一主旨在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声音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作者使用立体小说的基本结构方法———断断续续段落式的单元来安排情节,同时还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个人叙述、作者型叙述和集体型叙述三种不同的叙述声音,更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个别与全体、部分和群体相结合的方式,无论在小说的主题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道德隐遁的浮世绘——近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批判

小说的叙事伦理具有一种语言层面的道德感,它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性质与强烈感召力,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乃至模塑读者个体的自我道德尺度。而在近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中,对于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的关注,被权力运作中的倾轧角斗所淹没了,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以谋求实利为核心的官场伦理成为中心题旨所在。小说中这种起码的道德规戒的丧失,其伦理后果必将打上“诲官”的烙印。     

解读《消失的爱人》中叙事视角和叙事距离

为分析《消失的爱人》中叙事视角和叙事距离的运用以及其所达到的审美效果和修辞目的,在诠释叙事学一系列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小说《消失的爱人》采用的叙事方式——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并分析作者吉莉安通过对不同视角下的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人物之间距离控制,以达到自己的叙事目的,给读者带来多维阅读体验,并传达自己对婚姻的感悟。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狂人日记》的另一种读法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要求,而且在形式上第一次觉悟到封建伦理的潜在制约,因而改变了传统的叙事者、人物、作者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内在论争式、对话式的叙事伦理秩序,这是现代性伦理的形式体现。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论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及其意义

叙事理论尽管明确了作为叙事主体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注意到叙述者的显在地位,认为读者在叙述者身上察觉了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声音、故事的寓意和独特形式,并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但种种区分都昭示出叙事主体既矛盾分裂又内在统一的特征。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在小说叙述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成为我们揭示叙事背后内容的隐含结构。叙事源于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表现为作者的"精神分裂"、叙述者的自由与受限以及叙事距离。     

看破不点破 ——菲茨杰拉德穿越时代伦理之殇的慈悲与真心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通过作品,作者表达了对社会的伦理关怀以及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强烈诉求.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是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对文学理解的差异,因此他的作品在东西方文化中呈现出多重的伦理意识和声音.由于作者与书中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特殊,使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小说人物所作的伦理选择,以及为读者提供的道德警示和教诲均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其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还能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