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胡适被“逼上梁山”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致力于新文学革命,提倡白诗文,写作白话诗,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自然与他接受国外教育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等思想有关,但也与他受到当时一班留美的文人朋友的反驳有关,其中有梅觐庄(光迪)任叔永(鸿(?))唐擘黄(钺)等人。梅觐庄竭力反驳胡适把中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论胡适的“书院情结”

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对书院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胡适的＂书院情结＂有其早期教育、个人求学经历和家庭社会环境的根源,学习西方、反思传统、探索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救国之路,是胡适＂书院情结＂的根本原因。胡适对古代书院的源流、制度、经费及运作模式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凝炼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精华,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独特价值。他对比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现代型大学之后进行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尔汝篇”和“吾我篇”看胡适的考证

(一) 現有还有人認为胡适只是思想反动,而他的学問还是不錯的。甚至还有个別研究歷史的人,手拿胡适文存,說什么象“井田辨”一类东西,还有几分可靠。我要奉劝这些人們,不要再受他的欺騙。其实他所作出的“考証”,完全是一套騙術。不信,請看一看他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吧。他在這兩篇东西里,說古人用“尔”和“汝”,用“吾”和“我”,都有区別,甚至有“文法的区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話。現在把它分开來談: 一、尔汝篇尔汝篇是胡适摭拾論語、檀弓的部分句子寫成     

评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思想几乎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教育、思想、政治等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並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开展胡适研究,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胡适是安徽人。作为安徽的地方刊物,我们乐意为胡适研究提供园地,欢迎学术界人士和对胡适有兴趣的同志,特别是胡适先生的门生故旧,为我们撰写稿件。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关于“少年诗人”的胡适

关于“少年诗人”的胡适胡明中国公学时代的胡适已是蜚声全校的＂少年诗人＂，而正是这个＂少年诗人＂的名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几十年间学问的方向和事业的性质。─－读诗，做诗，与师友们唱酬，送刊物上发表，这一点＂文学＂的正宗活动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双重革命.胡适"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并取得显著成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找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起点.因此才有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觉悟,并使其坚信白话文学是大势所趋.但语言工具只是"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胡适的"语言工具论"限制了他的现代语言观,究竟如何推进白话文学,胡适只能从文学史上找根源,再就是不断地"尝试"白话文写作.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沈永宝胡适曾反复强调，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全从中国方面着想，是“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读《胡适留学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查核《南社丛刻》，不难发现胡适的自白乃由衷之言，而所谓“当时文艺状况”主要指南社的...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

胡适复杂的思想中内含着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两个层面,二者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分裂的。这一裂痕在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议政后显得更加明显。30年代中期,胡适出而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既有偶然性,又寄存着必然性,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离开了具体语境来谈胡适“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就胡适思想言,现实态度上的赞同“全盘西化”论与其学术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和紧张。     

所有的“差不多”,都会变成“差很多”

正胡适先生曾在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文中的差不多先生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小时候,他妈妈让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他说不都差不多吗?在学堂,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     

“舍我其谁”的背后──论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作为中西文化异乡人胡适,在回归传统与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思想悖论。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既成就了他,却又困扰着他,使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胡适的公共身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错位成为新旧嬗变之际知识阶层思想困境的表征。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胡适“反孔非儒”评议

胡适“反孔非儒”评议董德福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显然是倡导新思潮、批判旧传统的“急先锋”。他对高扬人权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的五四启蒙精神极表推崇之意，曾盛赞吴虞打扫呵“孔渣孔滓尘土”，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