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之战与姚苌叛秦

华阴之战是前秦氐、羌关系的转折点,此役前秦军队战败,苻坚怒杀了姚苌派来请罪的部将,结果姚苌惧逃马牧,起兵反秦。关于华阴之战的过程,史书记载虽颇为简略,但正是这次战役导致了氐、羌关系的破裂,淝水之战后,本已危机四伏的前秦政权更加雪上加霜,从根本上动摇了前秦在关中地区的统治。     

淝水战后关陇地区的族际政治与后秦之政权建构

淝水之战后,关陇地区的族际政治围绕着苻氏与姚氏的权力竞争展开,"关西雄杰"(关陇地区氐、羌、汉族群领袖)的倒向成为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姚苌初建后秦政权之际,苻坚之死是牵动关陇政局的核心事件。苻坚以五将山为根据地与姚苌向岭北发展的战略发生冲突,故为姚苌所俘杀。这一事件刺激了苻登势力的崛起,引发姚苌辱苻坚尸之举,由此暴露了姚苌政权的道义缺失。"关西雄杰"依违于二秦之间使姚苌与苻登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姚苌立苻坚神像于军中并告解,正是为了争取"关西雄杰"。在收服岭北标志性人物新平羌雷恶地之后,姚苌赢得对苻登的决定性胜利。姚苌之死终结了苻坚之死的政治意义,苻登失去了动员"关西雄杰"的号召物,随即走向灭亡,后秦在关陇的统治才得以建立。     

从苻坚性格的两面性看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

从苻坚性格的两面性入手,探讨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苻坚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却又摆脱不了氐族落后性的制约。他有勇无谋,以开明君主自居却又专断独行,重小信而轻社稷,效法古圣王以＂义＂取天下却又好大喜功、穷兵极武,试图树立圣君形象却又摆脱不了氐族豪强的实质。因此,淝水之战前秦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由苻坚性格的两面性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错误举措造成的。     

论羌族政治家姚兴

羌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最早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羌族在很早就部分地进入中原。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的大禹治水时,一部分羌人就因佐禹治水有功留居在黄河以南,被封为许多姜姓国。这是羌族进入中原最早的记载。魏晋十六国时,羌族又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中原,并建立了强大的后秦政权。其间出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就是其中之一。 一、危时受命,攻灭符登 姚兴,字子略,羌族,生于公元365年(前秦符坚建元元年)。其父姚苌“为坚大将,累有大功”。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衰败。姚苌率部脱离前秦并击败符坚,于公元386年建立后秦,建都长安,姚兴被立为太子。姚兴幼年聪明好学,为人机警。     

秦汉至南北朝氐、羌部落名号与姓氏研究

氐、羌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地位特殊,历史上,氐、羌与中国古代很多民族之间都有关系。开展氐、羌的部落名号和姓氏研究,有助于追溯氐、羌两族的起源,理解氐、羌与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氐、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般规律。     

氐族源流蠡測 并论彩陶之可能联系

一、氐族源流山海經海內南經有氐人国,說它是“人面而魚身,无足”,事涉怪誕,这里不拟多谈。甲文有許多“羌”字,最要的一条是伐羌动員了万三千人,他們的族类狠不少,其根据地或拟为河內,那末,已散布于河南西部了,但族名之“氐”字却似沒有見过。詩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郑箋“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按上古以夷、狄分指东北两方外族,这說氐羌是夷狄,用专名来作通名,对族类研究沒有多大补助,只知是西方的族类而已。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鸞鳥”,晋孔晁注:“氐地之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或本第一句作“氐地羌,羌不同”,意义不联     

隋朝的统一:先进文明的胜利

公元589年10月,在吊民伐罪的旗号下,隋朝近52万大军,向长江以南的陈朝发起全面进攻,"东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苻融在淝水之战前,就对苻坚进谏说:"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我之仇也."(<晋书·苻坚载记下>)随着这种民族政策的实行,关中地区氐族军事力量逐渐下降,难以控制迁徙来的众多的鲜卑、羌、羯各族.这样在前秦经略东晋失败后,前秦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了,国家原来的隐患,立刻就成为不可抗拒的敌对力量.     

简论姚兴

姚兴(366—416),字子略,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羌人。其先祖世世为羌酋,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其父姚苌乘前秦新败,局势动荡之机,拥兵自立,建后秦。太元十八年(393),姚兴继姚苌为后秦皇帝,直至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去世,共在位22年。后秦建国的历史共34年,其中姚兴的统治占去了三分之二强,几乎可以说是与后秦相始终。姚兴在位期间,是后秦的鼎盛时期。在政治上,他推行汉化政策,倡导儒学,擢用贤良,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在经济上,则主要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关陇地区残破的社会经     

再论前秦政权的民族性

公元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关键的一战。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次对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战争,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来围绕着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至今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在淝水之战前氐族已经完全汉化,前秦政权是氐族与汉族联合的封建政权。本文想就这一看法,陈述一些不同的管见,就正于学术界同志们。     

氐族的兴衰及其活动范围

一、氐族的源起氐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但是由于古代历史文献中往往氐羌并提,因而使人们在论及氐族时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氐与羌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有的认为羌是大名,氐是小名;还有的认为氐仅是羌的一支,否认氐族的存在。我认为氐羌连称,这是因为他们以前属同种族或部落,当氐族产生后又互为近邻,同住于我国比较边远的西部地区而具体疆界不甚明了,加之不少地方羌人和氐人相互错居,才使后来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氐羌并提、氐羌互转的现象,所以氐和羌是应该分开来讲的。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朝灭亡的原因新论——基于心理视角的考察

秦结束战国干戈扰攘、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历二世而亡,仅15个春秋。恐惧心理在秦朝"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秦始皇出于对"亡秦者胡也"的恐惧极力戍边和出于对六国旧贵族的恐惧而焚书坑儒;二是当朝权臣出于恐惧而只能偷合苟容而导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三是违背伦理纲常的严刑刻法使普通民众难以适应而时时刻刻都处在胆战心惊之中。社会变革力度远远超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导致帝王、群卿乃至庶人都处于恐惧之中而又没有合理的消解渠道,这才是压倒大秦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秦王朝国庆（“十月朔”）与新年的合一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因为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采用《颛顼历》,所以就把夏历十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十月朔也就成了全民欢庆朝贺的法定节日.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改历与置闰,秦原来形成的节庆活动也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现象中了.     

高屋建瓴 切中肯綮——《读赋献芹》序

赵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内容颇具分量,书名却很谦逊。逵夫考察赋文学的产生与流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读赋献芹》,彰显出逵夫的治学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很重视把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和判断,故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     

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管理政策

秦统一中国以前 ,采用了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 ,在国家干预下 ,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此举虽有以强权政治粗暴干涉社会经济发展之弊 ,但在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却既可基本保证社会对商品的需求 ,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统一中国以后 ,一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并没有真正落实 ,而因战争等的需要 ,抑工商政策再趋升级。秦皇朝倒行逆施的行为 ,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加之其它因素 ,终使其走向灭亡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