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冲突:身份确立之途径——评品特戏剧《回家》

《回家》作为哈罗德.品特倍受注目的作品,展示了两性间权力冲突这一中心主题。追寻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确认的过程。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身份、欲望依赖于男性存在。分析了《回家》中女性面对男性暴力的应策,以及颠覆男权、肯定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女性在与男权抗争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     

论品特戏剧中的空间争夺与身份建构

品特戏剧中的人物大多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为了能够占有一方空间,常常和他者展开各种形式的较量。对他们而言,一定的空间既是生存的最低物质保证,更是财富、权力、身份的象征,关乎自我身份与精神世界的建构。品特戏剧中人物之间的空间争夺,不仅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人类本性与命运的象征。     

宋代女词人书写的身份意识

传统和社会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身份界定是"贤妻良母",生活于理学之风日益浓厚的宋代女性在词作中塑造的却是"情人身份"。女词人的这种身份意识与传统的差异表现了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闺秀与新女性: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

晚清女学生同时拥有闺秀和新女性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她们是来自士绅家族的闺秀,幼受庭训,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遵守传统女德观念;另一方面,女学兴起后,她们又进入女学接受近代女子教育,被塑造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拥有启蒙女界的自觉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在女学生繁荣的写作背后,两种身份并存共生,分别于公、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又在道德层面实现了新旧两种身份书写的互动与融合。晚清女学生写作背后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是晚清女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缩影,她们的努力与尝试体现了女性智慧与女性力量。     

身份认同中的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话语 ——韩素音女性自传的跨文化解读

<无鸟的夏天>描述的是一个混血女性在为自己寻求固定身份的过程之中丧失自我的故事;这部女性自传揭示了作者所受到的压抑,是在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彼此纠结、互为影响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一种话语所丧失的力量,会由其他话语补足并支撑其地位.而作为新女性的韩素音丧失自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她对自我身份的内在焦虑以及对固定身份的寻求.     

吉姆·克雷斯《传染病屋》的新女性主义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与批评范式。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的第九部小说《传染病屋》以其蕴意深远的多维之美在女性主义的审美解读中焕发异彩。克雷斯聚焦女性与男性的个体与群体形象,创造了新世界中以玛格丽特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女性与男性形象。克雷斯通过描写逃亡三部曲．勾勒出新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展现其蜕变的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玛格丽特从传统父权制下的“他者”身份过渡为渴望摆脱“他者”地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勇士,到最终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个体意识与男性气质的新女性形象。克雷斯同时展现了富兰克林的女性气质从压抑到爆发的过程,从而塑造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新女性主义的书写。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论《好邻居日记》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

多丽丝· 莱辛在《好邻居日记》中书写了英国社会中边缘群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消费社会的话语建构下,作品中的老年群体和女性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而身份焦虑背后指向的是他者的困境.通过不断追寻爱,老年群体最终实现了身份认同.莱辛的小说展现了人在消费社会、父权制度等压迫下的多重困境,反映了莱辛对边缘群体追求自我身份的深刻思考.     

新全球化时代的女性身份及其认同危机

在新全球化时代,女性身份愈来愈碎片化、流动化,女性身份的实现越来越艰难。在新全球化时代女性身份具有多样性与策略性,女性共同体具有假定性与有限性,但"妇女"作为女性身份存在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发掘女性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     

论扎迪·史密斯《白牙》中女性文化身份的重建

英国黑人移民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在其作品中一直关注女性移民的生存境况。《白牙》是史密斯关注第三世界女性移民的典型范例。少数族裔女性移民的民族、肤色、出生地和宗教信仰增加了她们在白人主流社会建构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困难程度。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研究《白牙》,探讨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重建主题,揭示史密斯对多元文化和谐社会的提倡。     

影绰的彼岸——《过河》中女性身份认同可能性研究

《过河》是约翰·高尔斯华绥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也是继《福尔赛世家》《现代喜剧》之后《尾声》三部曲的最后一篇。小说风格细腻柔婉,情节构思巧妙,生动刻画出了20世纪初英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坎坷历程。在作品中,高尔斯华绥多次提到"河"这一意象,它象征着女性在社会、性别、文化的多次视域下,获得身份认同的渴望与现实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同时,这条"河"也暗含着希冀的彼岸,给了主人公"过河"的勇气。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探析

随着一批女性作家的异军突起,女性的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女性身份的构建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属身份的角度,而是日趋多元化。严歌苓作品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正是这种多元化视角的体现:一方面,她将女性身份置于时代、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出女性身份所蕴含的雌性特质;另一方面,她又对移民女性的身份进行深入剖析,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女性新的文化身份也应运而生。可见,严歌苓在构筑一个丰富的女性形象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了女性的多重身份。     

作为“同谋者”的女性身份

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批评理论中,女性一直是以男性中心文化的反抗者的身份出席,然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女性自身内部的差异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一些女性以一种"父权"的态度对待"他者"女性,而作为男权文化的"同谋者"的身份在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能促进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近代期刊中文论作品的女性作者身份概观

近代期刊中,女性创作的文学理论类作品从文体、题材、语言、观点等多个层面真实地呈现了近代女性知识群体的文学态度和观念,但学界对此关注甚少。通过对近代期刊的初步查阅,共整理出77位女性作者发表于1840—1919年之间的文论作品百余篇,涉及期刊16种。在整理过程中,形成了判断作者女性身份的四条依据。通过对这些女性文论作者身份的细致考察,认为她们的共同社会身份是"闺秀",而女校教师、女校学生、报刊编辑是近代文论女性作者最具时代特征的身份标识。此外,女性文论作者的不同身份对其文论作品的写作有一定影响。发表于近代期刊上的女性文论主要为诗词评论。     

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宣告了作者的死亡;此后,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尖锐地抛出了"谁在说话真的重要吗?"这一著名议题。但是,在这两篇引发西方学思想革命的著作中,巴特与福柯均未能区分考虑"女性"这一特殊的性别因素,也没有给出任何单独有关女作者问题的阐发。回顾英关学界关于女性作家及女性写作的探索历程,重点关注其中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探讨关于她们的"生死问题"。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研究应该成,也必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及作家理论中的一个崭新的分支领域。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梅森疯癫的剖析,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梅森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解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话语、身体与权利——评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回家》

作为哈罗德.品特代表作之一,《回家》反映了在男权社会里,传统女性己成为“他者”并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地带”,但在另一方面,以鲁丝为代表的“新女性”敢于挑战男权思想和文化,直至取得“性”的胜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     

试论布莱尔时期英国工党的新女性政策

"妇女大臣"与"全女性决选名单"是布莱尔时期英国工党新女性政策的两大基石。该政策的实施既是工党对其长期在野的反思、对社会变迁的动态适应,还受到现实因素的刺激。其影响之大,冲破了政党的界限,成为英国三大党的共识。政策本身虽然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仍然可被视作英国女性进入权力核心的开端。     

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份重塑:简·爱的矛盾性新探

在阅读勃朗特自传体小说《简·爱》时,通过仔细阅读文本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简·爱。有人说这是小说的失败。但笔者认为,如果从女性写作视阈观看,简·爱性格的多重性、矛盾性和不稳定性,她的自卑性,甚至她道德的"虚伪性",不仅反映了当时英国女性的自身特征,而且还帮助作者和简·爱重新建构了她们的女性身份。     

女书与性别身份认同

女书是世界上惟一的女性文字，是女性身份建构的途径之一。作为女性意识高度发展的产物，女书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身份建构的开始。在女书作品中，女性试图通过强化女性身份、颂扬姊妹情谊、再现女性生活、重塑女性形象等方式来实现身份认同，建构女性集体身份。在后现代社会，身份蕴藏了权力，人人都参与互相界定的游戏。因此，女性必须接纳一个“有意义的他者”，获得男性的认同，才能最终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以及相互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