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与我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

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我党对文化建设内在规律的把握;我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党对文化建设历史地位的认识;我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与“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标志着我党找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有助于中国文化建设与世界开展文明对话,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影响

在界定“中国历史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研究生创新教育”等概念的基础上,概括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等特征,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     

感受异域的乡土书写——拉斯普京和俄罗斯“乡村散文”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以及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家拉斯普京，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梳理拉斯普京以及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阐释，对于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探究民族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对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借鉴与吸收，具有典型的意义。历史的相似性使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当代“乡村散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道德问题和民族性格问题始终是中国作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对民族意识的自觉追寻是当代中国作家关注俄罗斯“乡村散文”和拉斯普京创作的根本动力。拉斯普京对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与冲突的思考，给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由此，相同的文化观念掀起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研究俄罗斯“乡村散文”的热潮。当代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乡村散文”及拉斯普京创作的关注融入了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民族、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背景、环境与境遇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的展开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三个大的问题：一是,“古今问题”,即历史纵向展开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因其延续性、丰厚性、民族性特征而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内源性支援背景。二是,“中西问题”,即现实横向铺陈的外部环境。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正处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之中,正视这种外源性支援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现实逻辑。三是,“当下与未来”问题,即历史纵向与现实横向交叉点的时空境遇。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之境遇下,要实现中国社会几千年“德治”的“古老理想”、超越西方社会“法治化”的“现代手段”,“直面后现代”将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不得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认为全会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展开奠定了思想前提;是当代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点;是从僵化半僵化状态、封闭半封闭状态到改革创新、走向世界的转折点淡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过渡的转折点;是当代中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转折点;也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纲

本文是广东省“九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的缩写。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回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论争的历史,作为处理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关系的借鉴;二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及其体系,作为当代文化取舍的依据;三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文明的关系,剖析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人本主义”理念下检察文化建设之探讨

在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建设中应贯彻“人本主义”理念,这既是顺应新一轮司法改革大势的需要,也是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为民便民”和“司法文明”原则,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充分保障被追诉人人权,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与和谐发展。     

坚持“三个代表”的创新精神，开创广西发展的崭新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理论创新的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符合广西建设事业新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指引下 ,开创广西发展的新局面 ,就必须建立健全广西社会的创新体系 ,全面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要求 ,大力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力度 ,不断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以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胆识、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它形成于二十一世纪之初 ,有其内在的客观…     

千年海上丝路的世界商埠文化名城——广州争创“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刍议

从“历史”、“文化”、“名”三方面论证了广州可谓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商埠文化名城,拥有海丝文化、华侨文化、革命文化、改革文化、岭南文化等个性特色,是当代中国海洋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当代海洋文化必将对中国文化母体本身的发展与创新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广州依靠商埠文化城市的优势,跻身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应该是可行的。     

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

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问题上,把加强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这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要求。运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着重从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社会性质、指导思想、本质功能、前进方向和历史职责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作了诠释,有助于我们站在时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去进一步抓好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历史研究与当代精神文明

历史研究工作与今日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兹择要阐说如下:1.通过历史研究洞察精神文明遗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对而言,是关于人类意识形态文化的一个广义的综合性概念.精神文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某一时代的精神文明决不可能“空前绝后”的孤零零存在,而只能在前一时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加以继承、选择、创造.而且,精神文明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不能抽刀断水一样,同样也不能有一个闸门来分隔前后两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因此,我们建设当代的精神文明,必须奠基于对历史上精神文明的全面深刻理解.只有了解了“源”,才能真切认清“流”.要继承和发展以往的精神文明,首先就必须了解有怎样的精神文明遗产.历史研究正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中国历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在中国亮相。中国文化先后出现了五种主要范式：“中体西用”范式，“全盘西化”范式，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政论”范式，“综合创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呈现这种态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汇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具有重要的历史继承性;从理论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从实践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内在耦合,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     

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

在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问题上，把加强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其中心环节，这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要求。运用历史与逻辑、 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 着重从坚持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社会性质、指导思想、本质功能、前进方向和历史职责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作了诠释，有助于我们站在时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去进一步抓好全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正>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之一郑重地提了出来,并且以三个“必须”和三个“不允许”来规范其基本要求,这说明我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化、科学化和系统化。这些基本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合理继承,又是总结和吸收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发展。例如,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的问题;在马列主     

“一国两制”与二十一世纪的祖国和平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刚刚到来之际,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把“实现祖国统一”确定为这一时期的三大任务之一,并且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在当代中国,实现祖国统一,主要是解决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