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略论宋代的伎艺

“伎艺”一词,在我国古代是一囊括各种表演形式(包括技巧)的泛称,如:“伎艺毕给则贤”,“伎艺虽多,未有益也”。纵观伎艺发展,宋代是一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的辉煌。宋代伎艺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 一、宋代伎艺概说 宋代伎艺,最初统称“百戏”。诸种伎艺混杂无类,“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浑话、杂扮、商谜、合星、乔筋骨、乔相扑、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迄至南宋,“百戏”之内开始有了细微分类。“百戏,……相朴争交,……别有使拳,自为一家……。踢弄,……上竿、打筋     

鼓子词是否说唱伎艺

作为中国宋代说唱伎艺之一,鼓子词是因为歌唱时以鼓伴奏而得名的伎艺。但鼓子词不一定限于以鼓为伴奏而交叉韵散文进行说唱的伎艺,而且也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就如本文提到,小令或慢词构成的月令体等乐曲形态、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鼓子词形式愈来愈变得多样化,譬如,从乐曲形态发展到叙事形态,从专用鼓伴奏发展到管弦乐器,但这并不偏重于一个方面。因此,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形态,却仍然与已有的形式共存而创作。     

宋代“说话”伎艺人分类考辨

"说话"伎艺是宋元时期尤其是宋代繁盛的市井表演伎艺。它对话本、章回小说等文体特征的形成有着显著直接的影响。从"说话"伎艺人姓名称谓角度,运用语义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对宋代"说话"伎艺人进行分类分析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所折射出的宋元时代的社会风尚。     

南宋“说话”四家数

宋代“说话”行业是城市商品买卖之一,说话业的繁荣发展和它的分工之细,是由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分工之细所决定的。北宋城市经济已极繁荣,南渡后,商业资本更加发达,商业竞争亦愈演愈烈。各行各业的分工也就愈细。依《咸淳临安志》及《武林旧事》所记临安最著名商行有药市、珠子市、肉市、鱼行、花市、米市、菜市、布行等等,而为市民娱乐的伎艺也更为多样化,据《武林旧事》所载各种伎艺人就有五百十四人,伎艺五十五种。其中有些伎艺分工很细,如“傀儡”,有杖头傀儡专家张小仆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雨意象

春雨是一种重要的气候现象,是决定我国古代农业丰歉的关键因素.春雨作为生命之水的意义积淀在人们的心里,成为春雨意象形成的基础.唐代开始,文学作品中的春雨意象更加丰富多彩,体裁多样,专题的题咏自宋代开始便急剧增加,艺术表现方式多样,体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春雨意象的不同美感.春雨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别具意味的抒情载体:文人或因春雨伤花而惜春,或因春雨绵绵无尽而生离情别绪,或因羁旅客居遭遇春雨而思乡怀人等,这些都丰富了春雨的文学和文化内涵,使春雨从一种气候现象而成为一个能够唤起全民族共同记忆的符号.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代散曲中的狂欢化色彩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一度废除科举制度,使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跻身仕途的机会,但也使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的束缚相对松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散曲不再是庄重、严肃、高雅的载道工具,而成为文人嬉戏人生、狂欢民间的一种娱乐方式。本文分析了元代散曲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色彩,指出狂欢化是元代文人置身民间俗文化和笑文化中的狂欢式世界感受,并对元代散曲狂欢化艺术精神衰败的时代原因,以及东方狂欢文化与西方狂欢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分析。     

宋元戏曲融合勾栏伎艺检视

宋元时期瓦舍勾栏的百戏伎艺演出名目繁多 ,可概括为歌舞伎艺、表演伎艺和说唱伎艺三大类别。宋元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艺术 ,主要是在瓦舍勾栏融合多种伎艺发展起来的。检视宋元戏曲所融合的几种主要勾栏伎艺 ,可以反观瓦舍文化所带来宋元戏曲的繁荣、变化和成熟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论唐代杂剧的形态

文章根据归纳前人以及笔者新发现的共计四条有关唐代杂剧的材料 ,论证了唐代杂剧的四种基本形态 :歌舞戏、杂伎、博戏、谐戏。杂剧的这种最初形态 ,解释了宋代杂剧何以会有广窄之别的原因 :广义宋杂剧直承唐代杂剧的传统 ,包括歌舞戏与杂伎在内 ;窄义的宋杂剧专指滑稽剧 ,是宋代杂剧戏剧性因素发展的结果     

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在汉代以前优人的优笑表演中,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要素用口语说故事,已经有所表现。由汉至隋,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日渐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以娱乐为主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俳优小说。俳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是唐前说话伎艺初步形成的标志。     

说书小史

<正> 说书这种民间伎艺,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现今有关可凭的说书资料,只能上溯到唐代。敦煌大批写本变文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和尚不单会唱佛曲、演说佛教故事,也喜欢说历史故事和民间时事故事。到了宋代,由于市民阶层的日渐壮大,说书也已有了固定的场所,不仅艺人们传留下他们许多专业性的话本,而且有些话本还经过文士们的润饰和加工。这是因为,一方面说书艺人获得了广大人民     

论明至清初曲依“活腔”、“定腔”填词

不少人认为,到了明代,曲渐渐律化,文人创作都是照格律谱填词。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排除存在误解,以为南北曲曲牌在明代便已僵死,音乐几乎已经亡去,只有曲牌格律遗存;文人填词只能参照格律谱,而歌工度曲只能依字声行腔。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部分文人的做法造成的假象——他们因不甚知乐而依赖于曲谱。实际上,直至清初,制曲之道始终是"依腔填词"——此"腔"是"活腔",且是"定腔"。     

元代竹枝词略论

唐代开文人竹枝词创作的先河,宋代在继承中发展变迁,唐宋是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奠基时期。元代竹枝词的作者和作品都较唐宋时期大为增多,其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与唐代相似,而与宋代有很大差异。本文就此详加论述,从而勾勒出元代竹枝词创作的大体风貌。     

试论元散曲中的江湖意象

在元散曲中,涉及自然江湖意象的作品不计其数。江湖与元代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再是官僚士大夫致君尧舜后的心理调剂,而真正成为了元代文人保全生命、安放心灵的场所。这些描写自然江湖意象的散曲是元代文人自身情感和经验的折射,是特定历史阶段文人精神与性格的写照。在这些描绘江湖意象的散曲中蕴含了元代散曲作家的几种思想倾向,本文试图寻找出这种倾向并作出适当阐明,以此来发掘元散曲中江湖意象的独特之处。     

"懒云窝"里的"多余人"——阿里西瑛论

阿里西瑛是元代中后期散曲作家，他仅有的几支散曲，反映出丰富的思想状态及其存在方式。有别于元代文人的隐逸主调，西瑛的曲作表现出对隐选身份的废置，以及友朋唱答与寄意山水等体现隐逸情趣的生存方式的弃置。这种“多余人”式的存在，与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相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     

“懒云窝”里的“多余人”——阿里西瑛论

阿里西瑛是元代中后期散曲作家,他仅有的几支散曲,反映出丰富的思想状态及其存在方式。有别于元代文人的隐逸主调,西瑛的曲作表现出对隐逸身份的废置,以及友朋唱答与寄意山水等体现隐逸情趣的生存方式的弃置。这种多余人式的存在,与俄罗斯多余人形象相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