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序类型分析经堂语的来源及其性质

经堂语是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元明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汉儿言语"——翻译阿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本文根据马振武先生的《古兰经》(经堂语、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本)中的经堂语,参照语序类型学成果,考察经堂语的句法表现,揭示其类型特征及其形成过程。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经堂语"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语气

经堂语是我国穆斯林学者在经堂翻译经典或演讲时所使用的融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一体的混合语言.本文试图从"语气"着手,对经堂语从其中枢部位进行解析和阐释.     

回族经堂语的语言问题

回族经堂语,顾名思义,是回族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因为经堂语并不脱离于汉语,而只是一种在汉语基础上形成并通行于回族宗教教育中的语言。所以,在语言学的学科分支中,它应该归属于社会语言学,经堂语的语意内涵也应该是汉语言的变体——回族经堂社会语言。 作为汉语言的一种变体,回族经堂语首先给汉语言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其宗教语言的性质,也可以把它和其它回教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无疑,这将会给普通语言学理论增添新的材料。     

波斯语教学及经典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波斯语是伊斯兰文化东传中国进程中最主要的语言之一。元明以来,波斯语的教学及经典学习,在官方机构和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广泛使用,政府并设有专门教学、翻译机构。经堂教育的主要经典中,波斯语典籍占有很大比重,对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影响深远。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巴马言语社区壮汉双语接触过程探析

从言语社区理论入手,意在从该理论的五个要素方面论证巴马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言语社区,进而对该言语社区独特的语言接触现象进行描述与剖析。认为壮族属于世居民族,他们的民族建筑、民族饮食、民族风俗、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风情以及民族体质构成了壮语言语社区的语言基础,在与普通话接触过程中,壮语不会马上消亡。由于普通话是北方人说的语言,且南方与北方在地理环境、民族体质等方面都有与北方不同的地方,加之巴马方言以易学性较高的西南官话为基础,又兼顾巴马壮族人的特点,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巴马社区会出现汉语言语社区(含普通话次区、巴马官话次区)、壮语言语社区同时并存的现象。     

第一部汉文、小儿锦、阿拉伯文对照《古兰经》出版

我国第一部用经堂语汉文、小儿锦、阿拉伯文3种文字对照、采用经堂造句法翻译的《古兰经》,前不久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部经典是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县伊协副主任马振武(回族)阿訇用15年时间翻译而成的。这是我国伊斯兰教译经史上的一件大事。 经堂语,是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专门用语。最初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汉语译音,后为适应经堂教育发展,     

谈用非言语行为优化英语课堂教学效果

改进英语课堂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的重要因素。从非言语行为对简化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语言、优化教学效果的角度来看,英语教师使用诸如身势行为、手势行为、目光语行为、实物演示等非言语行为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     

"请求"言语行为在中英文化中的差异

通过分析中英两种语言"请求"实现的共同语言特征和差异,旨在就中英文化中"请求"言语作一个比较研究.这个比较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即句法层次、语篇层次和相互作用的层次.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两种语言具有一些共同的句法特征,但它们在减弱请求的强度上存在情态动词使用的巨大差异,而且在表达间接性的形式和礼貌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由于英语国家的人们更倾向于间接请求策略,因此英语在"请求"言语中更间接一些.这个比较研究一方面证明"请求"的实现是由一些普遍的语用原则指导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言语行为的实现也是受一些特定的文化准则制约的.     

中国经堂教育溯源

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传承宗教信仰和延续文化命脉的重要途径。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由于受到资料、语言等方面的局限,加之缺乏横向的比较,过多地强调中国经堂教育的独创性,而忽视了其与伊斯兰世界教育体系的整体联系。如果将中国经堂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它只是一个流,其源头近在印度,远在中亚。     

马联元对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贡献

马联元(1841—1903),清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育家、思想家,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云南学派继马复初之后出现的一位集大成者。他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育事业,首创的"中阿并授"和"穆尔林"两项经堂教育主张,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新局面,不仅成为云南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恪守的传统,而且成为     

本土化视阈下近代回族教育传承与革新

晚清至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救国思想兴盛起来,回族知识阶层对长期以来在回族内部盛行的传统经堂教育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与不适应社会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发展回族新式教育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一些在国外留学或出国考察的回族人士带头付诸实践,改革经堂教育。回族教育社团组织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在促进回族新式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权威人士、知识精英和在军政界任职的高级官员,在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方面形成共识,但同时认为传统经堂教育还有保留的必要,并要保证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近代回族教育的传承与革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三语”语境下少数民族语言输出能力研究——以藏族大学生为例

本文以Michael Lewis的语块理论(Lexical Approach)为依据,以258名藏族大学生为被试,从口语、写作、翻译、语言环境、学习方法五个纬度对藏族大学生英语语言输出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英语语言的思维模式、"三语"语境和语言输出的模糊认识是导致学生英语语言输出能力较低的主要因素,而语块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输出能力。     

浅析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达斡尔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达斡尔语担负着延续和传递达斡尔民族历史、文化的重任。达斡尔语借用汉语借词,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更是必然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对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分类,并研究其借用方式及借入过程中与母语互动产生的变化,有助于达斡尔族语言的保护,促进达斡尔民族的对外交流活动。     

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以青海汉话和青海蒙古语的关系为个案

语言接触影响是一个历时的、自然的动态过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文以青海汉话和青海蒙古语的关系为例,认为所谓"源语"和"受语"关系是可变的,语言接触影响的概念涵盖了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语言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相互辐射、相互交织的一种复杂互动过程。     

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

中国的经堂教育自16世纪中叶在陕西形成以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清同治年间,随着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河州成了中国经堂教育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经堂教育在河州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变化;8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突破,使河州的经堂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材选用上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这两次改革,是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大飞跃,而这两次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河州著名经师“井口四师傅”和他的弟子两代人的手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河州地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对未来中国的经堂教育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实验语音学与现代蒙古语课程教学

实验语音学对现代蒙古语语音、语调教学影响显著。在语音教学方面,通过语音的实验研究我们可以更准确的测定现代蒙古语中元音和辅音的准确发音部位、音节的类型以及方言差异问题。在语调教学方面,语音的实验能够揭示现代蒙古语语音的超音段特征,即语调特征。我们应该努力把传统语音教学与语音的实验研究这两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提高蒙古语言研究的水平和教学质量,拓展蒙古语言研究领域,培养蒙古族语言研究和言语工程所需人才,更好地为蒙古族地区的经济和文明建设服务。     

怀念我的祖父

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陈列着一面红色锦幛,锦幛上题款为"寿林回族大教主灋正",中间正文是"爱民如天"四个大字,落款是"汉族同胞程宗受、唐天际敬赠"。洪寿林即是我的祖父。这幅锦幛包含着我的祖父与红军的一段情真意切的革命情谊。少年时的苦难经堂教育的培养     

回族经堂教育教材的当代变迁——以宁夏西吉、海原、同心为例

经堂教育作为回族民间教育的主流,不仅传承和巩固着回族文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回族的发展。经堂教育教材作为实施教育的经典文本而成为回族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但它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纽带,体现了回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基质”,而且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从经堂教育教材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变迁的继承和变异中,探寻回族经学教材体制发展的足迹。     

基于文化因素的英语预制语言习得研究

预制语块的文化因素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间、全方位、多视角的对比研究,语块的形成与其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在语言交际中,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因素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对英语预制语言的习得有着正负二方面迁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