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的廉政建设

清王朝建立初期,吏治腐败成为影响新建王朝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清初历代皇帝都将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继承明代廉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围绕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系统完备、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为清朝全面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其次强调“君民一体”,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注重廉政制度的创制和改革.     

宋代临朝听政新论

宋代有 9位皇后 ,10次临朝听政。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历来一般认为 ,宋代无“唐朝武、韦之祸” ,主要原因是宋代后妃的德贤和待外戚之法的严明 ,但是 ,若作进一步的分析 ,则会发现 :宋代皇后临朝的“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 ,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 ;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是绍述先王 ,遵守成法 ,没有强制皇权 ,专横跋扈 ;她们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 ,既非皇族也非外戚 ,而是文武朝臣 ,主要是文臣 ,这也是前述宋代皇后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     

康熙倡廉探析

康熙倡廉探析何孝荣吏治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和封建王朝统治的安危，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历代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无不注重整饬吏治，倡廉惩贪，清朝康熙帝即为其中较突出者。本文试对康熙帝的提倡清廉作一探析。一清朝入关初，尽管战...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

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首创皇帝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统治中国长达二千余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不会忘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他们大搞影射史学,高唱秦皇汉祖的赞歌,吕后武瞾的颂词,妄图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王朝的阴谋和野心,正是利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皇权主义的影响很深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考察一下皇帝制度,深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明清中枢机构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

明内阁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也是政府的中枢机构,曾经地位显赫.清朝建立后在内阁既存的前提下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并不是为了抑制内阁,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

本文旨在利用召见史料及从召见的角度研究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特点及朝政史.可以认为,道、咸二帝均为勤政之君;道光帝有政治主见,而软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振作有为;咸丰帝性格较为活泼、好学,然专心致志不足;由召见的谈话内容发现,道、咸施政受客观环境限制,并进而认为皇权有其制约因素,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对国家、人们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后人应当认识到这一点;清朝皇家"勤政爱民"的家法(形成传统),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普鲁士官僚制度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清朝与普鲁士官僚制度比较

18世纪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清朝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皇权高度集中,成为君主专制的典型国家,而在同一时期,同样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普鲁士却逾越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界限＂,自成一派。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对于今天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康熙推崇实学探赜

康熙在文化思想上推崇程朱理学,昌明实学,这不仅有时代风会和当时学术思潮镌刻的烙印,更与他自己务实的内在禀性紧密不可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巩固大清江山。     

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

清朝平定“三藩”后,开始把精力转向准噶尔部,着手解决西北边疆问题。1682年,康熙帝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本文爬梳史料、详其始末,揭示此次出使意在了解准部内情,尤其是噶尔丹对清朝的态度,并说明随后清朝对准政策由“笼络、羁縻”为主到“限制、削弱”为主的调整与此息息相关。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张照与徐用锡交游考

张照与徐用锡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同年进士,又以诗文书法名于当时。张照与徐用锡为官期间受朝廷之命共同编纂书籍,而各自曲折的为官际遇又在他们诗文唱和中多有体现。作为书家,张照与徐用锡在书法上亦有交往,这种交往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公务之外的生活。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变迁的时段特征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天命到康熙初年的起始阶段、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的发展阶段、乾隆、嘉庆年间的完善阶段、道光至宣统时期的衰落阶段。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修史机构呈现时段性的主要因素,也为制度变迁提供内在动力。     

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

康熙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在语境上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这句话也往往成为研究者高度赞扬清廷对蒙古怀柔政策的佐证,认为"以蒙古为长城"是18世纪清政府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事实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康乾时期清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且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