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介绍

最近,我们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发现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写于广州后来从未收集的一篇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文章刊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广东大学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出版的专刊《劳动号》上,署名“沫若”。《劳动号》由广东大学出版部印行,十     

周恩来与文艺家的密切关系探因

周恩来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重视文艺工作,一直与文艺家们保持着亲密无间、融洽和谐的良好关系。为此,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这样评论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关系:“沫若敬重总理,总理理解沫若。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凝结成的。”(《呼唤春天的诗人》第2页)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的岂止郭老一人!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当代文艺史上,凡是有影响有突出成就的文艺家,大都或多或少地与周     

“放流”就是“放浪”吗?

《史记·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郭沫若同志在《关于屈原》中说:“向来把这放流二字即解为放逐,因此便生出许多龃龉。其实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后居于闲位,曾向四处游历过而已”。(《关于屈原》,《沫若文集》卷12,页19)在《屈原研究》一文中,郭老再一次强调说:“一笔糊涂账就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郭沫若的一个“秘密”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回忆他和文学的姻缘时曾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沫若文集》卷六114页)     

郭沫若与日本文学

我在《郭沫若与英国文学》一文中曾经提出:郭沫若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是英国言情小说《迦茵小传》。这个说法需要稍微更正一下。实际上,《迦茵小传》是郭沫若最先看到的欧洲小说。日本文学,才是郭沫若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 早在1903年,郭沫若就读到了日本翻译小说《经国美谈》。那时郭沫若才12岁,正在家乡接受家塾教育。由于他的大哥橙坞考进了省城的东文学堂,“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象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     

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手稿)中著录了一首郭沫若同志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五言古诗,原诗如下: 题富贵砖拓墨富贵如可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殊,委宛似流泉。相见仅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弦。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竖苍烟。金毓黻《日记》及《沫若文集》第十一卷四三九页——四四六页,有这样记述:一九四四年四月,一天,时居重庆的郭老和卫聚贤听画家吕霞光说,“在生生花园里面有     

我院举行郭沫若学术讨论会

<正> 为纪念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我院隆重举行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山东省有关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和从事沫若研究的七十余位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就郭沫若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研究郭沫若的指南——《郭沫若作品辞典》简介

郭沫若是当代伟大的文化巨匠,正如当代著名作家艾芜所称:“郭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成就,有如汪洋大海,我们研究它,了解它,都需要一本导航的书这就是词典。”四川大学教授王锦厚任主编,伍加伦、钟德惠、秦川任副主编的《郭沫苦作品辞典》(河南教商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部认识与研究郭沫苦的工具书。 一、内容博赡 条目科学 郭沫若才思敏捷,学识宏富,是一位极富创造性、开拓性的文化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帙卷浩繁,旧版的《沫若文集》已达十七卷之多,新近出版的全集计划将出四、五十卷之巨！面对如此丰富浩大的研究对象,应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谁先写作白话新诗

白话文是胡适首先倡导的,用白话写作新诗也是他首先开创的吗? 从前,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人们也信而不疑。因为胡氏早在一九一六年留美期间,他就开始用白话写作新诗。不久,他的一首小诗《蝴蝶》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些都是事实。郭沫若发表新诗开始于一九一九年。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并由他亲自审定的十五卷本《沫若文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座谈会综述

1993年6月12日,四川郭沫若学会在乐山大佛寺凌云山沫若堂召开“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来自省内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系统和其它有关部门的教授、专家共30余人,就这一具有现实紧迫性的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兹就发言要点综述如下: 与会专家认为,“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题目,包括了怎样认识评价郭沫若、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三个层面的内容,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     

郭沫若诗文写作时间正误

郭沫若在谈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多次指出要想求得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外,还须把史料的时代性划分清楚。同样,研究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也必须弄清他的诗文的准确写作时间。在作者亲自编定的《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63年出版。以下简称《文集》)中,几乎每篇诗文的末尾都有他自注的写作时间。可是这些写作时间并不完全准确。考其原因,除少数因误植造成的外,多数是由于当初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或者仅注有月日,未注明年代,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或年代是作者在事隔     

关于两个文艺界联合宣言——学习周恩来同志《我要说的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重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纪念郭沫若同志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并庆祝他五十生辰,特地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我要说的话》,精辟地论述了郭沫若同志的思想发展、走向革命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同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     

郭沫若研究新论三题

<正> 一 关于《星空》集的考辨关于《星空》集,建国以来研究郭沫若的论著几乎都是把它作为一本诗歌集来评论的,其根据是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所收《星空》.我认为这实有不妥,因为“五七”《星空》本是作者最后编定的一个本子,并非初版本.按照科学的方法研究作家的作品,应尽可能占有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而不能单靠后来作者的改定本作依据.为此,本文试对《星空》的编辑及其版本的演变作一简要探索.     

《文心雕龙》“六义”说辨析——与马白同志商榷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总结写文章宗法儒家典经的六大效益,名之曰“六义”。他说: 若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对于这“六义”,无论是关于它的总的命题,还是各部分的具体含义,研究者们都有不同的理解。对其总的命题,有的认为系指文章风格而言,有的认为是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马白同志在《评刘勰的“六义”说》(《学术月刊》一九八○年第八期)一文中,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他认为,这“六义”是一套完整的“文艺批评标准”,前四义是“政治标准”,后二义是     

郭沫若赠柳亚子长诗发表于何时?

贵刊81年第2期发表的王晶垚同志的《纪念南社和柳亚子》一文,谈到郭沫若为《柳亚子诗词选》写了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第一次发表了一九四三年赠柳亚子的一首长诗,首先就评价了柳亚子的诗文以及他和南社的密切关系,……”王文说郭老的     

绵阳地区十九县（上）

绵阳地区所辖十九县,解放前为剑阁专区与遂宁专区,解放后,并为一区。现将各县的地名考释如下:一、绵阳县(附涪县、潼州、巴西与罗江)绵阳县在汉为涪县,属广汉郡,因城外涪江得名。涪水,发源于松潘县东界的雪宝鼎(海拔五千五百五十五公尺的大雪山),经平武县流入江油县界,三百里间海拔降落四千公尺左右,奔湍喷沫,浮沤腾泛。蜀人谓沤沫为涪,故曰涪水。(《集韵》涪,“蒲侯切”。音桴。今人谓浮沤曰“泡沫”,即古涪沫音变。)涪县故城原在涪江东岸,直到唐代,县城仍在东岸。《元和志》云:“依山作固,东据天池,西临涪水。”又云“天池山,在州东北二十余步”。刘备得蜀,立梓潼郡,治梓潼县。刘宋孝武帝徙郡治于此(天池山下)。西魏取蜀,在这里建立潼州。又改郡名巴西,县名巴中,缘左思《蜀都赋))有“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之语,西魏因改涪县为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