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着手”认定标准的探讨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颇具争议的刑法理论问题,在德日等原则上不处罚预备犯的国家,犯罪着手不仅是罪与非罪的临界点,而且是国家刑罚权介入的起始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复杂案件中的"着手"认定十分困难。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着手"的概念,刑法理论界形成了多种学说来阐释"着手",却依然没有避免一个共同的缺陷——认定标准抽象、不明确。本文以犯罪行为概念为切入点,以主客观相统一为原则,从主观特征、价值特征、时空特征以及价值特征四方面分析,提出新的认定标准以运用到犯罪着手认定中,解决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纷争。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研究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严重威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此罪，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虚假恐怖信息”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分析此罪犯罪构成而可得知，犯罪人通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侵犯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中“虚假的恐怖信息”必须具有内容的恐怖性、内容的虚假性、内容的具体性和内容的欺骗性等特征。     

虚假信息威胁民航安全行为的刑法规制--以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为视角

飞行中的航空器具有速度快、风险高、易受干扰的特点,以虚假信息威胁航空器飞行安全,极易发生飞行事故。与一般公共场所的事故后果相比,散布虚假信息给民航飞行安全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所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适用难以达致立法的预期效果。为严密我国刑事法网、与国际公约相衔接,有必要具体考察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相关规定,应在厘清我国刑法条文与之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创设“以虚假信息危及飞行安全罪”,作为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一。     

论恶意转发网络虚假信息的司法认定

刑法在治理网络虚假信息时,过多注重打击直接发布行为,却懈怠了对恶意转发行为的治理.而此种懈怠与治理虚假信息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恶意转发网络虚假信息的规范本质,即是故意发布网络虚假信息.实践中之所以放松对恶意转发行为的打击,是因为"恶意转发"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化解这一难题,应以转发内容、转发动机为要素,推定行为人是否存在"恶意".同时,以唯一关联标准和反证规则来限制推定,以实现司法认定的正义性要求.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之司法认定——以盖然性理论为视野

容认说虽准确区分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在意志因素方面之本质差异,但其强调对心理状态之探求使得司法认定工作面临困境.实体法层面之概念区分与具体实践之司法认定是两个层面的工作.应当在坚持容认说之基础上将盖然性理论引入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之司法认定,以建立起客观外化且切实可行的认定标准.     

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危险’’的性质看来,危险驾驶罪应为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如何判断？在具体分析了危险驾驶罪应为具体危险犯,并从判断基准、判断时点以及对公共危险的认识等方面分析了危险的认定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司法实践中对“危险”的认定方法。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认定规则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危险方法类型和范围的探讨,表明了对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本立场,即限制解释"危险方法",以防范此罪成为兜底性的罪名,违反刑法的明确性,但是并没有提供认定危险方法的具体判断法则。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相关判决的梳理,可以发现,公共安全的认定不宜过于宽泛,尤其应提防将公共秩序置换为公共安全。在危险方法判断上,可从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行为客观的附随状况以及行为实施的方式等多方面综合判断。既不能过度泛化对本罪的理解,也不能一概地适用其他领域中犯罪的罪名而排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丢失枪支不报罪客观方面的法理分析

如何理解丢失枪支不报罪中"丢失"一词,刑法理论界有通说与狭义说之争.通说称"丢失枪支包括枪支被盗、被抢的情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丢失"一词的规范含义.也不是一般国民根据汉语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论,不仅偏离了国民的规范意识和刑法认同感.而且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原则.通说所主张的将丢失枪支扩大解释为包括枪支被盗、被抢的观点,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不一致,也有违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刑法的目的.狭义说则不仅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要受到刑罚处罚,而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却得不到惩处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与正义所要求的对相同情形或极为相似的情形予以平等对待的精神相悖.对枪支被盗、被抢不及时报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按不作为犯罪认定,应是合乎法理的.     

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

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历来就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争论,结合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涵及其相对性的特征,刑法解释应该采取"客观说",同时由于我国刑法解释表现出的与西方刑法解释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刑法解释之"客观说"在我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即在解释刑法时应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人权保障优先性原则.     

虚假广告认定问题研究

虚假广告具有广告宣传内容是虚假信息、虚假广告的性质是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的直接受害者是消费者或同业竞争者、虚假广告是通过广告形式实现的等法律特征.虚假广告须从以下方面加以认定:广告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有欺诈消费者的可能;广告的陈述或表示必须能够欺诈相当数量的消费大众;广告的陈述或表示与消费者受欺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我国<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相关法律,制作虚假广告可视危害程度负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解释

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行为同时具有刑法上和行政法上之双重意义.刑法意义上之"超越职权"与"行政越权"并非完全同一;"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与羁束权的滥用;"行政不作为"犯罪定性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滥用职权罪的立法需完善,核心在于罪名分解,并注意保持刑法与行政法的协调统一.     

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认定界限及疑难问题探析

自首分为一般自首与准自首,二者虽然同属我国刑法规定的自首范畴,却有着明显的界限与认定标准.认定自首的基本路径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一般自首还是准自首,从成立条件不同、本质特征不同、主体不同、法律要求不同四个方面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认定界限.在正确区分一般自首与准自首的基础上,立足实际情况和立法精神,从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已的罪行两个构成要件探讨一般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从准自首的主体范围、供述的内容性质探讨准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论科学公平观的基本特征

公平观是关于社会公平的基本观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公平观.其基本特征是: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坚持以实现"四个公平"为主要内容.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刑法规制信息流动中的新问题及应对

我国刑法主要对虚假信息、不适当信息和特殊信息进行了具体犯罪类型化的规制。当代社会网络化背景下的信息流动衍生出新的问题,为此,刑法解释和刑法理论需要作出适应性发展,以满足信息流动过程中刑法适用的规范要求。     

“银行”定义之比较研究与借鉴

认为定义银行的方法有两种 :形式认定主义与实质认定主义 ,而实质认定主义又有列举和概括式两种具体作法。英国采用实质认定主义 ;美国和香港以形式认定主义为基础 ,兼采实质认定主义 ;台湾采用形式认定主义。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的定义并建议在坚持形式认定主义的同时 ,修正该法第 87条 ,对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如存款、贷款加以明确界定     

浅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新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规定 ,要正确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司法认定 ,须认真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 ,注重对合同诈骗罪具体行为形态的研究。     

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之界限——以“抽象危险”的认定为路径

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作为刑法中两种重要的犯罪形态,二者的区分主要存在于本质以及认定方式上.就本质而言,抽象危险犯是行为导致了一般地存在着的高度危险的结果,从而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犯则是行为仅仅违反了刑法规范便获得了社会危害性;在认定方式上,抽象危险犯允许反证的成立,而行为犯则不允许.抽象危险的认定对二者的区分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认定也要坚持实质主义的立场,在承认危险性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容许反证的成立,从而间接实现实质解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