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丘罗罗腔文化特征的解读

罗罗腔是灵丘区域特色和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不仅为戏剧的传承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灵丘本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罗罗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独具特色的台步、原汁原味的乡音以及亦庄亦谐的剧情上,从而对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河南濒灭曲牌体剧种的音乐形态及其特征

河南濒灭剧种中的曲牌体剧种有大弦戏、北调子、锣戏、羊羔戏、嗨子戏,保留着很多俗曲曲牌和音乐伴奏,多数源自于明代中原弦索俗曲,融合了高腔、青阳腔、昆腔、乱弹调、罗罗腔等剧种的曲牌、剧目及唱腔,具有风格比较一致、诸腔并存的音乐特征。     

遏工腔的生存现状及传承保护

遏工腔是一个极具艺术特色的地方性小剧种,长久以来受到富平及周边地区人民的喜爱。20世纪90年代以来,遏工腔发展式微,难以为继,成为了濒危剧种,对其加以传承和保护迫在眉睫。想要保护好遏工腔这个地方文化名牌,需要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演出团体、剧作家等通力协作,以使其逐渐发展和复兴。     

“罗罗”论 ——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罗罗”原意龙虎,是一个美好的语汇。彝族族源是多元的,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族源另一元的成立。元 代开始,罗罗成为彝族先民的概称。用大量文献史料,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的追溯中,论述了彝族族源的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提出了彝族族源的多元论以及罗罗为彝族先民的改称,并分析了“罗罗”的文化内涵。     

老北京的戏园子与戏单

慈禧,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女人,同时也是晚清实际的执政人,同治、光绪两朝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大权在握的慈禧专横跋扈,生活奢侈.她深受咸丰帝的影响,酷爱戏曲尤其喜爱当时被称为乱弹戏(乱弹,又称花部,有"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由于当时并无"京剧"之称,其所演剧目统称"乱弹戏")的皮黄戏,不仅慈禧是大戏迷,据说就连同治、光绪两帝也能唱能演.在帝后的喜爱下,京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雅部"昆曲占据了宫廷舞台,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京城百姓也对这种新兴的剧种——京剧推崇备至.     

非遗视野下太康道情戏的传承与保护

太康道情戏是流布河南太康及周边地区的稀有剧种,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市场逐渐萎缩,太康道情戏也面临发展与传承的困境,新的时代如何传承和保护我们古老的艺术遗产值得深思。     

承认“秦剧”并重构其体系的思考

西北戏曲的"龙头"秦腔与同地起源的"眉户"等诸多小剧种的定位模糊,秦腔一直担当着"以腔代剧"的角色,包含了"眉户"等不同声腔的剧种。与秦腔称谓并行的"秦剧"称谓早已存在,无论从剧种、声腔源流衍进趋势还是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看,"秦剧"应该得到承认。重构"秦剧体系"既是对古老秦腔与诸多秦地小剧种的地位的肯定,又是应对流行文化冲击和多元化艺术挑战的一项理智选择。"秦剧体系"应是以秦腔为主的多声腔并存机制,借鉴川剧的"昆、高、胡、弹、灯"的剧种分法,"秦剧"应包含"腔(含秦腔、阿宫腔、弦板腔、碗碗腔、皮黄腔(汉调二黄)等)、曲(含眉户、东、西府曲子等)、调(含陕南越调、西秦"咙咚调"、陇东调、劝善调等)、歌(含秧歌剧、陕北民歌剧等)、戏(含线胡戏、弦子戏、跳戏等)"不同剧种。     

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居民认知特征——以浦市古镇辰河高腔为例

通过研究发现浦市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居民认知具有以下3个特征:(1)居民对辰河高腔的重要程度、发展现状和喜好程度等三个因子认知相对比较清楚。(2)对辰河高腔的发展过程以及现今分布地区认知模糊。(3)对辰河高腔剧种本身的一些知识缺乏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浦市古镇居民认知特征的影响因素,最终提出了基于居民认知特征的浦市古镇辰河高腔景观基因保护与传承建议,以期能给浦市古镇辰河高腔非物质文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论明至清初曲依“活腔”、“定腔”填词

不少人认为,到了明代,曲渐渐律化,文人创作都是照格律谱填词。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排除存在误解,以为南北曲曲牌在明代便已僵死,音乐几乎已经亡去,只有曲牌格律遗存;文人填词只能参照格律谱,而歌工度曲只能依字声行腔。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部分文人的做法造成的假象——他们因不甚知乐而依赖于曲谱。实际上,直至清初,制曲之道始终是"依腔填词"——此"腔"是"活腔",且是"定腔"。     

“拉魂腔”研究综述

“拉魂腔”是流布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的地方性剧种、声腔。作为这一地区较有代表性并别具特色的地方性剧种、声腔，“拉魂腔”在区域性的地理范围内还是引起了戏曲界、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因而，相继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及研究成果。本文对其诸多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给予思考后的认识与分析。     

近三十年贵州地戏研究综述

自1983年至今,贵州地戏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地戏的本体因素,如地戏的形成、剧目、面具、音乐、表演动作等;讨论地戏的形态;探究地戏的多种价值和“非遗”保护问题;由张艺谋《千里走单骑》涉及“安顺地戏”署名权的官司之争而衍生的系列论题。新时期,要开新地戏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使之既能充分发挥承载屯堡文化功能的作用,又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论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正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制度有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对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以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的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所涉问题既具有西部大开发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同时凸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性。以法律的视角分析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益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完善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推动,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积极探索。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学问题

美学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价值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美学立场同样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美学范畴、形态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是一种人类学诗学、是一种活形象美学,是一种感性美学,是一种身体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是经由美学人类学抵达人类学美学的美学,它的美学境界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目标差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也谈我们的建议和对策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本身具有一些科学的规范和规律。然而,在许多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仅仅限定于开发这单一目标,因此,保护的整体性、最少干预性与开发的随意性、实用性悖论在全国各个地方普遍地存在,两者在目标设计上的差异,导致一些非常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出现。本文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力图找出可以供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和决策者们思考的对策性智慧。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但不是一回事。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的总和,而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最精华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值得保护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可以变异、创新、重构,但遗产却只能保护其原有形态,不能重新创造。继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与实践的思考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 ,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携带着历史情感、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与信仰等 ,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系统来应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 ,到 20 世纪时 ,文物保护的原则、目的和指导措施渐成系统。国家作为文物保护的主要承担者 ,应建立一个权威的、囊括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者的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 ,审查和批准文物保护工程计划 ;在民俗文化保护中 ,尊重弱势族群的参与权和受益权 ,把学院研究与项目实践结合 ,形成中国式的理论与行动框架 , 这是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和目标。影视人类学不仅可以完成文化遗产的保存 ,而且还能“激活”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至关重要。     

东北民间美术在民族教育中的作用

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都遗留在广大的农村、牧区和林区.在各级政府提出的保护与传承的政策指导下,依靠学术界专家学者的系统调查与研究,需要扎根于基层的民间艺人和人民群众来具体实施,这就要求将民间美术的知识和技艺具体应用到大众的教育之中,使其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别是要在中小学教育中广泛推广,甚至在高等院校中开设传习馆,建立一套民间美术的课程体系,真正做到将民间美术遗产的传承与现代民族教育相结合,借以提高民众对文化自觉的认识.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