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校勘学初探

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一作召弓,号抱经,清代乾隆时的校勘学大家,校书以精审著名。段玉裁称他所校之书“皆使学者(言是)正积非,蓄疑涣释”,钱大昕认为他“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许多重要古籍,如《春秋繁露》、《经典释文》、《逸周书》、《荀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白虎通》、《风俗通义》等,经卢文弨校勘,始有善本可读。他在校勘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是与他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本文试就他的治学思想和校勘特点作初步探讨。卢为“求是”流派雍、乾以后,惠栋和戴震为汉学两大流派,惠派治学的思想特点是谨守家法,笃信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卢文弨、吴骞校补《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再校

《千顷堂书目》是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广为搜寻明代文献典籍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千顷堂书目》问题较多,清代诸多藏书家都曾为之校补,其中有卢文弨和吴骞。卢、吴二人依据不同底本,考订时代分类,校正文字,增补条目、注文等,取得不小成绩。然而,经校补后的书目仍存诸多问题,卢、吴二人尚有遗校、误校之处。以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为中心,校出卢校误八则、吴校误十九则。     

几本古书中有关东晋经师李轨音注的校勘

准确而详实的材料是进行研究的根本保障。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资料，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校勘。在研究东晋经师李轨的音注时，我们对存于《经典释文》及其他书中的材料进行了一番校勘，共校出二十处，多是形近而误。     

王鸣盛在史籍校勘上的贡献

清代考据名家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 ,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 ;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 ,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 ,校勘方法全面 ,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俞正燮校勘学初探

俞正燮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他坚持“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秉持理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其校勘学成就被世人所推崇.     

《晏子春秋》校释补(节选)

前言自清代孙星衍著《晏子春秋音义》以来,校释《晏子春秋》者继踵。正误补遗,各有所获。吴则虞先生汇各家之说,并述己见,成《晏子春秋集释》,其功殊伟。笔者在这方面作了若干补充,对诸家之说,间有不同看法。当否祈予指正。所引诸说分别见于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顾广圻《晏子春秋》校本、洪颐煊《读书丛录》、苏时学《爻山笔话》、俞樾《诸子平议》、于鬯《香草校书》、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记》、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晏子春秋斟补》、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郭沫若     

李善《文选注》疑难音注校释四三则

音注校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李善《文选注》中的音注校勘盲点较多,注校工作并未终结。今选取前人未校勘的疑难音注为研究对象,校释43则疑难音注,其中把形符作声符致误1例,字形近似而致误22例,正、俗、通、别、或体等转写而致误10例,传抄刊刻脱漏而致误1例,类化造成的讹误1例,误认联绵词的字形1例,乱改联绵词的字音1例,给被训释字注训释字的音3例,义同换读而致误2例,阙疑不校1例。详加校正或解释上述疑难音注,以期对李善《文选注》有所补正。     

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     

论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

发掘经典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于《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其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之法融会贯通,将理论分析与文献考据相结合,以社会历史批评发掘小说的社会文化底蕴;以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小说审美维度;以古典目录学之法梳理小说观念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树立了学术典范。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卢文弨《抱经堂集》集外文辑佚——兼谈卢文弨诗文集点校、整理问题

王文锦先生点校的《抱经堂文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为目前较齐备卢文弨的文集,且校订精审,嘉惠士林毋庸赘言。但可供商榷之处亦复不少,还值得商榷。这里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在广泛阅读有关清人文献基础上对《抱经堂文集》进行补辑;二是就《抱经堂文集》的编排及点校问题进行探索,从而为整理收录卢氏诗文完备的诗文集提供参考。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评《思考》一文的解释学态度

甘建民同志《1877:马克思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一则解释的思考》一文,表现了他文本研究中的解释学态度。他能够对恩格斯的理解提出批评,表现了他对理解的相对性的理解。他批评恩格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他自己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这表现了他对理解的客观性的理解。他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又表现了他文本研究中的某种实用主义倾向。     

试论鲁迅的宗教观

鲁迅的宗教观是鲁迅博大精深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鲁迅广阔襟怀和高远视野的体现。其宗教观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由早年的欣赏与肯定到后来的批判与扬弃,无论是对宗教的褒扬还是批判都是基于他＂立人＂以＂兴邦＂、改造与重塑民族灵魂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宗教观影响其创作并体现在作品中,显示了一代思想与文学大师博大的襟怀、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     

试论鲁迅赴广州的深层心理动因

对于鲁迅过于匆忙地放弃厦门大学的工作奔赴广州的原因,往往有种种揣测:政治中心的诱惑,爱情的吸引,经济的改善欲望,但这只是些很不充分的推论。其实,鲁迅不仅对此有所表述,而且表达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他自己所谓的“一点野心”,即做一点事情,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这一选择,实际上确立了鲁迅后期更加鲜明的“战斗”的文学策略,确立了他后期特别擅长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为核心内容的杂文写作的基本思路。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来自史料派大本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中的王宜昌、李季和翦伯赞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及其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