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

如果从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重新评价曹操算起,那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曹操研究,到1988年底为止,正好已走完了她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曹操研究,始终步履蹒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苦行。1989年是郭沫若发起“曹操翻案”讨论30周年,值此纪念之际,有必要对曹操研究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反思,以期进一步开创曹操研究的新局面。封建时代,人们对曹操的认识,对曹操的评价,在过去各个历史阶段,并不一致。但就总的倾向而言,曹操始终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的答辩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的答辩降大任《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９日“史坛纵论”专栏发表了拙文《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颇有些影响，引起一阵讨论，该报当年先后发表了邓传淳、陈其泰、黄椿、舒泰、杨国宜五篇文章（分别见该报８月３日、８月１７日...     

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比较》一文商榷

《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一文(以下简称《比较》,见《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将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进行了比较和评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该文认为,就本质而论,曾国藩表现出彻底的守旧倾向,洪秀全则表现出在社会变故中对传统的精     

对郭立田同志《也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文的答复

郭立田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的《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也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文,对我在同年四月十九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拙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关于唯物辩证法规律问题的讨论,诚如郭立田同志所正确指出的:“辩证法的规律究竟是一个还是三个,人们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充分说理的讨论,无异是有益处的。”郭立田同志公开发表文章,积极参加这一讨论,这本来是很值得欢迎的,这对于繁荣学术讨论,特别是对促进我周密地思考问题,在讨论中认真学习,     

孔子学说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关系——《中国无神论史初探》续篇

〈一〉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孔子再评价问题”的文章,报导了自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学术界提出了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据统计约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就孔子的政治立场、仁学、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思想、     

莫要张冠李戴─—“硬伤”病例之一

莫要张冠李戴─—“硬伤”病例之一涂宗涛《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４日《家庭周刊｝）专版头篇文章《千古艰难惟一死》，一开头就写道：“纵横三国的果雄曹操，在临终前曾无限感慨地提笔写道；‘千古艰难推一死”’。这完全是杜撰。迄今为止，《三国志》最详的注本《...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讨论的综述(二)

全国史学界对曹操问题的讨论,本刊1959年第四期曾作了一次综述。最近两三个月来各地报刊又发表了几十篇讨论曹操问题的文章,绝大多数肯定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争论主要是集中在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曹操的屯田政策问题、曹操是否是民族英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为了便于读者对曹操问题讨论的参考,将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撮要予以综述: 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在曹操与黄巾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反对郭老论点,一是基本上同意郭老论点。比较多的人不同意他的“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以及“把黄巾进行组织化”的论点。如罗耀九指出:农民起义的目的是希望有属于     

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者认为: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具有“不丑中的丑”;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则是“丑中的不丑”。《三国演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出了曹操这样一个复杂丰满的典型形象,显示了艺术创作的精美。     

魏源与《圣武记》

两年前,任敏同志在《光明日报》1990年7月8日第3版《史学》专栏上发表了一篇《魏源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文章,就魏氏在《海国图志》中首先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系统地论述了“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     

再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答董新民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董新民同志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略论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我们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了董文的全部观点,感到他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不能同意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进行,我们再作此文,以继续就教于董新民同志     

略評“曹操”——並揭露王仲犖先生的剽窃行为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向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不过很多人只知道小說或戏剧中的經过艺术加工的曹操,而根据历史記載,曹操究竟是何等样人——对此并不怎么了然。应該承認,这两者之間是有区別的。在文学艺术領域里,曹操是奸訐的典型、是个十足的坏人。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曹操,却不能完全否定他。用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估价曹操的功过和他的历史作用,曾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王仲犖先生就钻了这个“客观需要”的空子,于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曹操”一書。虽然他也为自己提出給曹操以“恰如其分的适当的評价”(見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光明日报》“哲学”第109期发表了庞长富同志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一文。文中的现点早在一九七五年北京市一些高等学校编写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科书中就见到了。随后,我们在哲学教学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深感有开展讨论的必要。庞长富同志说: “在能否揭示事物发展     

白居易评价之我见——兼与裴斐、王启兴先生商榷

裴斐先生的《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66期)发表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因为它不仅仅是就古论古,而是与现实、与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动态密切相关。裴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白居易“以政教言诗”是不是现实主义诗论?当时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     

郭嘉——曹操统一北方的得力助手

公元208年,当曹操在赤壁战败退到巴丘时,慨叹说:“如果郭嘉还活着,决不会叫我落到这步田地。”接着又大为叹息:“哀哉奉孝(郭嘉字)!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傅子》)从曹操的这番话可以看出,郭嘉是曹魏集团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在赤壁之战以前佐助曹操大体完成北方统一的重要助手。郭嘉(公元170—207年),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     

姚文痞与德彪西

姚文痞1963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的臭文。给《克罗士先生》一书的作者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扣上一大批铁帽子。妙在这位自封的“权威批评家”连书都没有看懂就挥舞大棒乱打一阵,外国人看了准会笑掉牙齿。我在6月25日的该报上发表短文劝他写文章要谨慎小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因此冒犯了这位“权威批评家”。他的后台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地批判!”于是下令手下人强迫动员音乐界写御用文章向我围攻。从《文汇报》、《光明日报》到《人民音乐》,从1963年到1964年,批判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关于曹诗《苦寒行》的一点理解

《苦寒行》是曹操于建安十一年征讨在壶关的高斡时所作。诗里有这样一句:“思欲一东归”。 笔者所见到的各家关于“东归”的注解大都是说诗人曹操想回他的故乡谯郡,我以为是不妥的。从载有壶关和亳县的地图上可以看清两地的地理方位:由于两地的经度距离近而纬度距离远,形成了一个东南、西北方向的对角。如果曹操从西北方的壶关,回到东南方的谯郡,叫作“东归”,实在牵强得很。再说,作为当时全军最高统帅的曹操,为什么忽而想起要回他的故乡谯郡呢?其实,“东归”是在用典,有《苦寒行》中的“悲彼《东山》诗,……”为证。《东山》中有这样两句:“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苦寒行》中的“东归”是“我东曰归”的简缩,它脱胎于“我东曰归”。且“东归”和《东山》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认识是‘社会活动’吗?

刘星翔同志于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新华文摘》同年八月号予以转载)发表了“对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我对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是同意的,但是又觉得“商榷”一文的结论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应怎样对待关于宋江投降的史料?

邓广铭、李培浩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在本刊七八年二期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不少就此问题进行争鸣的文章。有人支持邓、李二同志的文章,认为它的“论点是有创造性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有人则认为它的“观点并非创见,材料也不可靠”。鉴于争论双方的分歧很大,为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在本刊七八年四期上发表了张国光的文章《〈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该文的发表促使这场讨论更形扩大,《光明日报》等刊也纷纷发表这方面的讨论文章。接着,本刊今年一期又发表了邓广铭《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     

曹操其人及其乐府诗

(一) 曹操以政治家、军事家而兼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桥玄和许劭早就看出来了,桥玄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魏武帝纪》)许劭就他问到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物回答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论》)曹操对桥玄是深怀知己之感的,所以他在建安七年到浚仪治理睢阳渠时,特派一个使者用太牢去祭桥玄的墓,祭文中有“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