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在法律思想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论及,其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在中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从法理学的视角论荀子礼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学术界关于荀子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但学者们很少从法理学的视角探究荀子的礼法思想价值。荀子认为法律必须依据礼义来制定,因为礼义是法之理,即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仁以仁爱为本,义以维护人伦等级尊卑为主,礼以节制规范情欲言行为目的。荀子虽然重视"法",但是他认为"礼"是人伦道德的总则和作为国家法律的依据,代表着秩序和正义,"法"的地位不应超越作为法理的"礼义"。他强调圣贤和君子即社会精英在制定法、执行法和完善法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个观点对于当代法治建设也有启发意义。     

从法制到法治--浅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演变

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的治国方略,是指在治理国家中,法律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要服从公正的法律.法制强调的是法律制度本身,任何阶级社会都会有"法制",但不一定有"法治".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其法律思想经历了从"法制"向"法治"的演变.他前期主张"法制",强调用法律来巩固和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与利益;后期主张"法治",强调法律主治.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对其以后法律思想的发展,文艺复兴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从法治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历史功绩的评述,从而得出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几点启示.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人际差异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     

试论我国“好法官”的司法标准

目前,人们对"好法官"的认识依然停留在"马锡五式好法官"层面,过分强调法官的品德、调解能力与群众满意,这与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尽一致。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传统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明显,只有坚持强调制度、审判以及法律至上,才能根除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顽疾,树立人们的法治意识,真正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个至上”与社会主义法治观

2007年岁末,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政法机关应当坚持"三个至上"."三个至上"究其实质来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内涵的深刻揭示,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观与其他非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本质区别,进一步重申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目标,有利于广大法律工作者树立辩证统一、统筹兼顾的法治观念,扎扎实实地在本质岗位上解决各种具体法律问题,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服务.     

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无疑是经典的并且是影响深远的,但其对于现代法治的正向影响并不是建立在对亚氏法治概念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基于现代人对亚氏法治概念的"误解"之上,因为亚氏法治概念本身是在具有法治表象的语词掩盖之下的"德治"。作为对法学理论概念和命题的知识追求,我们必须保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才有可能将一切本质上有害于法治的思想遗产拒之于外。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的现状与养成——基于浙江省9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培育和提升大学生法治观念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方面."微时代"背景为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提供了新的途径,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调研数据来看,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课等网络交流微平台并非"洪水猛兽";如果加以良性引导,"微时代"背景可有效促进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我国应当创新高校法治课程的教育模式,探索"互联网+法治教育"的新兴模式,实现由"粗放普法"向"精准普法"的深度转变.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源自历史反例的思索：民法“帝王条款”学说评价

考察成吉思汗与朱元璋以诚实信用为主线的社会治理实践,不难发现,拨乱反正的治理效果与人民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悲惨命运是并存的.这类史实反映诚实信用缺乏制暴品格.事实上,诚实信用仅具有"守信不欺"的内涵规定性.否认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妥的.但是,对历史反思表明,"帝王条款"学说将诚实信用原则推崇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却是不无疑义的.因此,学界应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而不应人云亦云.     

"依法治党"辨析

"依法治党"的提法,指"以党规党法治党",或指"以党规党法、宪法和法律治党",或指"以法律治党".这3种提法均不科学.原因在于其对党的领导的性质、内容和领导方式,法的含义,依法治国的本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将党的领导内容简约化,党的领导方式单一化,法的含义扩大化,法治绝对化,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片面化.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荀况政治伦理思想新探 --"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理念.荀子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但他认为与"礼"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相比,后者更具基础性和根本性.荀子第一次对"隆礼"和"重法"、"德治"和"法治"必须相互结合的思想的全面深入阐述,对于其后世的治国安邦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