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五则

1972年至1979年间,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省漳县文化馆通过对漳县徐家坪汪家坟二十七座墓葬的发掘清理,出土了若干墓志。对研究在元代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世袭巩昌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汪世显的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仅对这批墓志中的五则加以标点,并参稽有关史籍,略事校释,使之成为可资利用的文本。     

唐代渤海长岭府考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府,……;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长岭,营州道也。”贾耽《道里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记载:“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一般公认的看法     

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分布说

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迁出地范围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北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嘉应、南雄、韶州、惠州和潮州等府州所属的客家住县为主.粤民入川后的迁入地主要分布于成都、重庆、宁远、保宁、邛州、资州、叙永、太平等23个直隶府州厅以及其下辖的102个州县厅中,分别占当时四川直隶府州厅和县级单位行政区总数的88%和80%以上.这表明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远远超出罗香林先生所言的13个县.     

魏晋南北朝行事制度考实

学者通常认为,行事是指南朝的长史、司马行府州事。无论是行事的内容、行事者的身份,还是行事存在的时间,这一观点都有欠准确。行事是指官员以较低的官职摄行较高官职的职权。行事仅是盛行于南朝,在魏晋北朝以及此前和此后的朝代都存在,是中国古代通行的一项行政制度。南朝行事的内容最多的是州署事,然后依次是州署和军府事,郡事,军府事,军府、州署和封国事,军府和封国事,东宫事,县事等。南朝的行事者分为长史、司马,长史、司马兼任首郡太守或将军号,长史、司马同时兼任首郡太守和将军号,长史兼任郡丞、参军、中央官、太守、将军等。     

清末河南中学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

中学教育是近代普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清末河南的中学教育于相对急促中草草创立。在此过程中,省内各府州中学堂的设置规模不等,早晚不一,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通过对各中学堂的存续年数、教职员数、开设科目数、年支经费数、培养学生数等指标的赋值加权分析,各府州中学教育的发展差异可基本划定：南阳、开封等府为发展良好区,卫辉、河南等府为相对一般区,许州、汝州等地为较为落后区。     

唐代羁縻府州内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唐代羁縻府州是唐仿内地行政制度而建,其结构多为府—州,府—州—县,州—县。但县及县以下组织则较复杂,如龟兹无县而有城,城下又有村坊;江南诸道则县下设村洞。这两种建制既有唐制,又有地方特色,而此种独具特色的基层建制却不是唐周边民族地区都能设置的,体现了唐羁縻府州的等级性,而此又决定了唐羁縻统治的多样性。     

清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级差与成因分析

清代河南先后设置书院292所,遍布省内各个州县,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和一定的级差化。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它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级差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彰德府、大名府和光州是清代河南书院较为落后的地区,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余诸府是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因素有关。     

“折家将”与辽、金和“杨家将”的关系论述

与“杨家将”齐名、在抗夏(宋末抗金)防辽中屡建功勋的“折家将”——折氏家族,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但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仅两篇:一是韩荫晟先生的《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一文,一是日本学者畑地正宪的《五代、北宋的府州折氏》。他们对府州折氏研究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对于府州折氏与辽(契丹)、金和麟州杨氏的关系则基本上没有述及。笔者谨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阐述,借以抛砖引玉。     

概述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续二)

宋辽金时期,行政区划基本上是路、州(府)、县三级制。 北宋,甘肃境设三路、二十四州(府、军)、五十一县。(监、尉司)路置转运使,总民兵之事,州的县官称某某知事(简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县除首都所治为赤县,首都之旁的县为畿县外,以户口多少和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志把县分为五等: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下。 永兴军路,治所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辖甘肃境的庆阳府、环州、宁州。庆阳府(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一一一九年改庆州为府),统三县:安化(今庆阳县)、合水(宋神宗熙宁四年即一○七一年置,省华池、乐蟠二县为镇,今合水县)、彭原(原属宁州,宋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一○七○年划归庆阳府,今宁县)。环州,(宋太宗淳化五年即公元九九四年改通远军为州),领通远(今环县)一县。宁州,统三县:定安(今宁县)、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真宁(今正宁县)。     

两宋都督府职能比较研究

都督府在北宋、南宋都存在,而且在宋金战争中,曾经发挥过未可忽视的作用。两宋都督府有显著不同的职能,北宋为州格与虚衔,南宋为宰执兼领的统一前线诸路军马指挥的军事统帅机构。对两宋都督府的三重职能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其一,北宋都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它既是六等州格都督州、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的最高一等;又是五等府京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中的一等。其二,与州、府相联,北宋所设都督,有大都督、中都督、小都督之别,其实这时都督为亲王、宰执遥领之虚衔,无实职。其三,南宋初期,因宋金战争形势严峻,于是有宰执兼领都督诸路军马之置,发挥了战时区域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自绍兴后,都督诸路兵马府的设置,贯穿南宋七朝中的六朝(唯光宗朝例外),逢战必设,成为常态。通过两宋都督府的比较,得出结论:北宋大都督、中都督、都督之设,是沿隋唐诸路总管府、都督府之制,与州郡建置相联,属"都督州建官"体制,非统兵作战体制。而南宋以宰执兼都督诸路军马,传谕皇帝调动军队部署的旨意,节制前线诸大将,统一号令,保障军队供给,以便宜行事,属统帅作战体制。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

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雍正二年江苏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为明清江南县级政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赋税征收和官员考成角度考察,这是当时当地赋税征收的难度超出了官员考成的合理程度的结果,着眼于解决官员个人能力所及和征收钱粮过多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分摊官员赋税征收和繁剧事务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分摊赋税负担".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论东北振兴过程中的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建设

东北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近年来该地区的城市化和城镇体系建设面临着资源枯竭问题突出、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污染严重、大中城市带动能力不足等问题。加快城市化发展和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是推动东北振兴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为此,应该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大中城市优先和优化发展、小城镇适度发展的原则,通过加快大中城市老工业区改造、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资源污染防治和区域行政管理协调等措施,推进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网络化建设。     

现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主要形态

在城市的影响日趋深入的社会背景下,关于城市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也日渐浓厚,文章将审美文化放在城市这一特殊环境内进行研究,针对现代城市这一综合性的、广阔而复杂的研究对象,尝试提出了从物质形式、行为状态、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审美文化的主要形态,并对每一种形态进行了具体的类别划分,从而使城市审美文化的形态既有各自的确定内容和适当的容量又具有开放性。以期推进美学领域对城市文化的整体关注与城市审美文化的研究进程。     

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

唐代宗宝应年间,伊州陷于吐蕃。大中四年,归义军收复伊州,张淮深参与了伊州收复之役。归义军收复伊州后,采取了恢复州县建制等措施,以巩固统治。但是由于归义军在伊州的力量比较薄弱,乾符元年冬至乾符二年正月间,河西回鹘从归义军手中夺得伊州。乾符三年,西州回鹘取得伊州。而曹氏归义军时期,伊州并不完全归属于西州回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中心城市与近郊小城镇的旅游互动分析——以昆明与宜良县为例

旅游中心城市在区域旅游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旅游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建设带动了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而中小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或集散地的功能也在日益加强。本文以昆明和宜良县为例,阐述了中心城市的地域枢纽特征,使得近邻和周边地区旅游景点可以作为补充要素,参与城市旅游过程,弥补中心城市的时空局限,资源局限等,发挥其特长,构成丰富的旅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