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北京大学

胡适一生与北大关系密切。本文对胡适担负北大领导期间所做的诸多工作和他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做了客观评述。同时指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带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这个传统的形成其中与胡适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

李大利是中国近代的革命伟人和著名学者。他在生命最后１０年的北大工作期间，其人生价值升华到了极致。功业、学问、道德、文章，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是与他生活、工作、战斗在北京大学这座著名学府分不开的。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同步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其于中国的近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嗣仁郑天挺（１８９９——１９８１）字毅生,福建长乐人。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１９２０年毕业。１９２２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１９２４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今年是博斯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北大学人，本文以海内外已公布资料为基础，并搜集了北大校内特藏档案，撰写了这篇文章，以资纪念。本文回顾了傅斯年一生与北大的密切关系，除了将傅斯年当年在北大读书期间的学业成绩首次曝光外，还对三十年代和抗战以后北大复校期间，傅斯年为振兴北大所做的大量建设性工作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四十年前,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当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特派廖承志同志代表致唁,并在发去的唁电中指出:“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     

鲁迅与北京大学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鲁迅在他光辉的五十六年生命里,在北京生活、战斗了十四年。其中,从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在北京大学兼任教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是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这时的北京大学,已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校内的进步力量和民主爱国运动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时期的鲁迅以他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向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异常勇敢、异常坚决的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伟大战士。他在北大始终坚定地支持进步力量,自觉地和李大钊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向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和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鲁迅不但写了《我观北大》这样专论文章,而且在他的许多文章、书信以     

孙中山与蒙古

孙中山论及的蒙古,包括内外蒙古地区,当时均属中国版图之内。在蒙古问题上,孙中山表现出坚定的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这主要体现在:孙中山关注蒙古形势,反对沙俄对蒙古地区的侵略;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得到了蒙古民族的积极响应;孙中山热切期盼蒙古民族的兴旺发达,希望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蒙古地区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阶段,恢复古老蒙古民族的骄傲。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蒙古和内蒙古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政治走势不同。但是,孙中山的思想,对蒙古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当今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孙中山与澳门

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其一，澳门是孙中山安置家人和从事革命活动，进行救国斗争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基地；其一，澳门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和近代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冯玉祥与孙中山

冯玉祥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者。他在其复杂的一生中,走过弯路,也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孙中山先生在政治上与他有一定交往。研究冯与孙中山的关系,对探讨他前半生的政治倾向及当时的北方政局,有一定的意义。     

冯玉祥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代史上,冯玉祥是名震中外的爱国将领与民主人士。冯的进步与早年接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他曾说过:“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常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陨越。”冯玉祥(1882—1948年)出生在河北省兴济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四岁正式当兵。他勤奋好学,1910年擢升为新军第二十镇三营管带,是北洋军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冯目睹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因而仇恨侵略者,并憎恶政府的腐败,萌发了改革思想。辛亥武昌起义时,第二十镇青年军官在滦州举兵响应,冯任义军参谋总长,作为清朝的一名叛逆者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滦州起义失败,他被褫解回籍,仅以身免。冯坚决反对袁世凯叛国称帝,袁倒台后,张勋复辟,冯闻讯即变卖家产充军饷,率旧部讨伐张勋,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复辟一边,因而名驰全国。     

孙中山与中共三大

孙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意开展国共合作,并于1923年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成为中共同年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事宜的重要背景和主要原因。中共三大制定了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正确决策,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孙中山与日本

孙中山从一八九四年组织兴中会,到一九二五年逝世,三十多年间,先后踏上日本国土十五次,居留的时间共达八、九年。他在日本渡过的时间占他革命生涯的四分之一还多。他在日本结交的朋友不下数百人。因此,孙中山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次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事业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     

孙中山与进化论

在中华陆沉、社会板荡的新旧兴替时代,孙中山先生以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雄姿,与时俱进,“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卓领了数十年的历史风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激流中,他不断坚定和完善自己的信仰,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调的思想体系。“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句闪烁着进化论光辉的传世名言,深刻昭示了孙中山之所以伟大的思想动因。     

孙中山与民粹主义

一九一二年七月,外国报刊译载了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后的一篇演说稿,该节译稿后来被译成俄文,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①。列宁以极大的兴趣和对中国革命的关注,研究了孙中山先生的这篇文章,并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与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同时刊载在俄国布尔塞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第17号上。     

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

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研究,海内外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著。本文着重探讨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他在革命实践中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一、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孙中山先生留下的辉煌财富中,民生主义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受到欧美社会主义学说影响而创立起来的。     

孙中山与香港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整个一生,与香港有着很深的因缘。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长期与香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香港,不仅是他革命思想的“启源地”,而且也是他开拓革命事业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一)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出生在距香港不到百里的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从17岁到28岁(即1883年—1894年)的12年中。在香港前后生活达9年之久。他在香港度过了中学和大学的青年时代。 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历史事件——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之间。在     

孙中山与南北议和

孙中山与南北议和谢冰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但由于革命者自身的弱点和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致使这场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的根本目的并未达到。本文拟从孙中山与南...     

孙中山与不平等条约

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残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道路,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其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但是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