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刑法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行政犯治理与现代刑法的政治使命

犯罪形态从民事犯向行政犯的现代变迁,刑法法益从自然自由向社会自由的现代跃升,刑法使命从维护管理秩序向再造善治秩序的现代演进,既是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又是刑事治理体系现代性的外在表现特征,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现代刑事法治中的自然延伸。由此决定,唯有认真对待行政犯,刑事治理体系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而科学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法善治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借助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路和复线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在建构东方族群式民族国家图景愈发清晰的同时,国家强力的压制性特征使个人自由的取得遭受限制。问题在于,对重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一个宏大而具体的现代化计划的落实尤为必要。于是法治作为改革的工具,成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法治自身的价值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想真正落实法治和罪刑法定,除了做到严格解释刑法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构建权威的宪政秩序和精致的法治运作体制,有效提升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个体自由的认识。唯此,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才能成为刑事领域的价值核心。      

刑法解释限度:约制与理性化——基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思考

前理解影响着刑法解释,进而影响着刑法解释限度。有效制约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消极影响,发挥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将前理解理性化。社会公众愿望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说明性理由,不具备正当化能力;考量公众愿望必须在法律标准的范围内,对公众愿望进行理性、合法的吸纳。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限度产生着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欲控制国家的公共、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过度的扩张,有必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法治的轨道:首先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传统刑法法治———权利话语体系之内,以恒久性的权利话语限制随机性的权力关系;其次要结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深思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效益性基础上来考虑是否介入政策实质性的影响。     

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除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外,还有赖于刑事司法的有效运行和切实保障。审视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刑事司法解释问题;二是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问题;三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问题;四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五是刑事和解制度问题;六是重点领域的热点犯罪问题,如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与防治等。     

身份犯的本质及其类型化问题研究

由于法益侵害说对于中国刑法及刑事法治的建设更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必须确立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的基本观念,身份犯的本质也应解释为对法益的侵害。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身份犯,导致司法实践中在处理身份犯的案件存在一定难题。而类型化思维的提倡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即在思维方式上,倡导由概念思维转换到类型思维。同时,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身份犯的涵摄类型,增加"有关身份犯及其刑事责任"条款的类型性规定,进而指导刑法分则的具体适用,增强刑事立法的可操作性,实现刑事法治。     

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理性思辨——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

我国刑法的目的仅仅是保护法益，还是包括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运用一般的刑法解释方法难以作出解答。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有其必要性。根据合宪性解释，我国刑法的目的包括保护法益和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而且后者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这不符合刑法以及宪法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根据宪政的精神、价值对宪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使之顺应注重保护法益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刑事法治的时代潮流。     

刑法价值与人格刑法研究

法治的本质在于良法之治。法的价值是评价良法的主要标准。刑法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刑法的基本价值之间应当建立起价值“生态平衡”的观念,使刑法价值的三大要素在价值“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人格刑法学以人格责任论和人的违法观为理论基础,将正义、自由和秩序同时纳入刑法价值体系中,是一种能够实现刑法价值观上的“生态平衡”的学说。     

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增设破坏海底电缆和管道罪之必要性

为切实履行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义务,对中国惩治破坏海底电缆和管道罪的相关法律进行探讨,指出鉴于中国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需要、中国适用国际公约的方式、刑法的扩张解释的局限性、配套法规刑事责任的缺失及现实的需要,刑法有必要增设破坏海底电缆和管道罪。     

实证主义思潮对刑法学的影响

刑法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其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对刑法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受前者影响,诞生了刑事古典学派;受后者影响,诞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两大学派交相辉映,构成了刑法基础理论,共同推进刑法学的发展。本文拟从实证主义思潮入手,考察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对刑法学发展的影响。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论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与任务

法治政府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公开透明的政府、注重服务的政府、讲求诚信的政府、权责一致的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应该具有"主权在民"的理念、"职权法定"的理念、"监督用权"的理念、"程序合法"的理念;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国家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法治政府的建设应该着力提高国家行政立法质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落实问责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     

论我国刑法的法律特性及其对刑法品格的塑造——以刑法法益结构为分析视角

传统刑法法益由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组成,并且刑法以保护国家法益为其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法益结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刑法的法律特性归结为刑法是公法,虽然有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刑法是保障法的论断,但至今仍未超出刑法是公法的羁绊,这与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法益除了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之外,还应当包括生态法益,而且其中个人法益具有优先性,社会法益和生态法益具有基础性,国家法益具有保障性。在这种刑法法益结构的影响下,刑法的法律特性应当归结为刑法只能是保障法,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刑法的法律特性,还意味着对刑法法律品格的重新塑造。     

犯罪构成理论若干问题梳理——兼论刑法知识的“地方性”

犯罪是法律对于此类复杂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而刑法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又试图尽力将其还原成复杂的社会现实。在此高度抽象和复杂具象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理论和概念。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还是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国际刑法的横向比较,关于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或犯罪成立的理论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也再次印证了法律连同其理论,都只是一种"地方性"和"限时性"的知识。任何理论总是对应着一定的问题,而问题的产生又跳不出具体的物质、文化、法律和制度条件的制约,跳不出特定的时空。制约不同,制度不同,时空不同,问题也不同,解决之道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