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

<正>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遂离战场而被清政府以“临阵退缩”罪正法。九十多年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为方伯谦翻案的呼声愈来愈高。笔者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翻案的证据。一、方伯谦确因犯“临阵退缩”罪被杀1894年9月23日,清政府对方伯谦作了如下判决:“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况,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走,致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着革职     

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

方伯谦于甲午黄海之役后被清廷军前正法 ,究竟是否冤案 ,百年来聚讼不断。近年来学界部分人士及方氏后裔撰文为之翻案 ,论争加剧 ,引人注目。然揆诸史实 ,最早为方氏鸣冤之《冤海述闻》一书 ,虽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但作者在书中多有歪曲史实以回护方氏之处 ,不能视之为信史 ,因而不能作为翻案之据 ;80年代在福州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 ,所述之事前后乖误 ,错漏百出 ,不可采信 ,亦不能依此为方氏翻案 ;方氏后裔及某些学人提出所谓“时差”说和“西战场”说 ,更属主观臆造 ,毫无史料根据 ,也就无法洗脱方氏的罪责 ;方氏逃离战场后的“方伯谦自白” ,却明白无误地证明济远舰在海战结束前两小时就逃离了战场。因此 ,方氏被诛 ,证据确凿 ,无可为之翻案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     

略论“为曹操翻案”

本文首先肯定郭老在1959年提出“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后指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作者认为,只有对“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才可能在曹操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地取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开展《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方伯谦冤案辨析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撞坏‘扬威’”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抑是一桩冤案?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一个奇怪的提法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北洋大臣电告军机处的电文中称:“前饬丁汝昌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顷据电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     

《聊斋志异》日本翻案的跨文化操控

18世纪中叶,《聊斋志异》便已传入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作者都贺庭钟和森岛中良将其中的数篇翻案为发生在日本历史上的故事。翻案在袭用《聊斋志异》洞穿人情的独特艺术趣味的同时,力图让故事靠拢町人与武士社会的主流意识,植入其时日本读者的文化记忆之中,其对原作的操控折射出翻案者对《聊斋志异》艺术的初步理解。在江户时代这一特定语境下,翻案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发挥了入境前驱、培养读者欣赏能力和积累翻译经验的效用。     

唐越国公汪华翻案成功原因初探

汪华是徽州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两宋前期,官方史书对汪华的评价甚低,直到罗愿《新安志》问世后,汪华才在正史中正名.汪华能够翻案成功的原因,一是《新安志》作者罗愿自身的努力;二是宋代敕封政策的影响;三是两宋时期汪氏家族势力的崛起.三者合力作用之下,为汪华在官方正史中成功翻案,肯定了汪华的历史功绩.     

对日本社会翻案顽疾的诊断──从历史进行剖析

在历史上，日本曾屡屡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发动侵略，而今天，日本却不时有一些人 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翻历史的案，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日本社会患上了“翻案”病，由于它讳疾忌 医，因而成为一种顽疾。当人们从历史进行剖析时，便会发现某些病源：井底般狭隘的民族心理使 它自认为天下第一。对神话的编造和超乎寻常的崇信使其发展偏离了历史的轨道，“神”、“魔”的驱 使，使它显得极度贪婪。这一切，铸就了日本病态的形象。只有对症施治，拿出良方，且患者不讳疾 忌医，日本的“翻案”顽疾方可有治。     

潘鼎新和镇南关大捷

提起镇南关大捷中的潘鼎新,许多史学文章书册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动辄把“主帅脱逃”的恶谥加诸他的头上,从而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通过继续整理旧史资料,深入发掘新史料,我们发现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论明代翻案剧兴起之原因

明中后叶,传奇剧坛兴起了为负心书生开脱罪名的翻案剧,究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统治者对演剧内容的禁限;明中叶以来哲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的审美倾向;传奇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四个方面是相关联的、共同影响促成了明翻案剧的兴起.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曹操的翻案与定案

引言 曹操的问题应该定案了。自从1959年郭沫若院长、翦伯赞教授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先后很多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除了很少的意见外,大都肯定曹操对当时社会确有贡献,对历史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理由是:从政治上说,曹操抑制权豪,禁止兼并,减租轻税,兴修电田,安定民生,破格用人,网罗英俊;从军事上说,三十余年战争,亲     

为李光地翻案

李光地被陈梦雷诬告,又经名家全祖望、章炳麟等人不公正的评价而坏名。全祖望在《鲒琦亭集》中说:李光地“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章炳麟在《言》中说:李光地“习业因时转移……傅会得人主意”。现今之清史研究者仍然未能突破全、章的偏见,使其至今仍蒙受不白之冤,故特撰本文为其翻案。李光地的荣,非卖友亦非善伺人主意而来,而是来源于他的历史功绩。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避。十二年,乞省亲归安溪。十三年,耿精忠反,郑经据泉州,李光地拒绝他们的招聘。十四年,上     

《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

本文指出如下一种学术现象 ,即西方和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 ,大都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辨析和史料证据的确凿可靠 ,但不尽然。学术规范的确认和坚持 ,毕竟是两回事 ,两者不一致 ,涉及更为深层的复杂学术关系。文中就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择要举证辨析。并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 ,其学术偏见是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 ,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 ,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本文对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一文提出商榷,主要观点是:1.在元杂剧《窦娥冤》中,桃杌把窦娥判斩并不如苏文所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出”的“基本合乎情理的判决”;2.在法庭上,原告张驴儿的陈诉并不比被告窦娥的申辩更可信;3.即使在古代,窦娥在刑讯逼供下承认“药死公公”也不能称为“证据之王”;4.窦娥的冤案不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的。文章提出,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时,务必要注意二者的区别,切勿步入误区。     

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自致远冲锋击沉后”“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杀,引起当时军内外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杀。此案聚讼至今,犹未了却。近百年来,为方伯谦鸣冤叫屈者,首推方氏之妻。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此后,方氏的部属以“冤海述闻客”署名,撰写《冤海述闻》,公开为方鸣冤。由林乐知采译蔡尔康札记的     

关于批判邵荃麟事件的再认识

对1964年《文艺报》批判邵荃麟的事件需要再认识,因为这里有许多未被揭破的真相。首先当时的批判者完全采取了强盗的逻辑,随便地嫁祸于人。其实邵荃麟根本没有提出过“中间人物”论的主张,即使他有过“现实主义深化”的只言片语,但也远没脱离当时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批判者所谓的深化及为其翻案者所谓的深化谐不存在。当年对邵荃麟的批判是“左”倾路线下,为了政治文化斗争中的需要,炮制的一起冤案。     

正确认识和处置史料的五种方法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     

网络史料的优势及应用方式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