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

汉代铜器铭文是研究汉代语言者值得参考的原始语料。本文即以汉代铜器铭文为材料，对其中的基数表示法、序数表示法、分数表示法、虚数表示法、量词及数量词的组合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各种数词表示法及量词、数量组合的形式特征与语义特点分别作了必要的探讨     

两件新见曾国铜器铭文考述

文章介绍两件新见曾国铜器曾子伯皮鼎和曾太保(嘉)簋的铭文,过去均未著录,作了初步考释,指出两器均属两周晚期或两周之际器物,为曾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以考古材料印证朱芳圃先生之说,辨析"曾"字上两笔为甑器两耳之状而非蒸汽上出之形.<曾国青铜器>所著录的两件曾太保簋,甲簋亦见于<殷周金文集成>4054号,从器形、纹饰、铭文内容、铭文行款和残存的痕迹看,当是同人所作同铭之器,我们可用流入香港的曾太保(嘉)簋铭文订补<曾器>和<集成>二书释文的缺失.     

杕氏壶铭文补释

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 ,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 ,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 ,诸家之说 ,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 ,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     

楚国铜器铭文札记七则

作为两周铜器铭文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国铜器铭文研究,已经历了北宋至清初乾嘉、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至今4个时期,其中涉及的7件铜器铭文的相关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楚屈叔沱屈□之孙戈》的器主以往认为是屈叔沱,实应是其子之器;《楚屈子赤目》中的赤目一人或认为是屈瑕,实应作子朱看待为宜;对王孙其人的诸多考证,目前还暂时难与文献记载中的某人对应,应阙疑为是;《秦王卑命钟》的时代、铭文释读,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铭文释读顺序的调整,并与吴入郢、秦援助、楚复国等大事联系起来,应将其铸作时代定在吴入郢之后数年;《王命铜龙节》铭文器主身份不是封君一级贵族所有,持有者可能是统领为楚国服役的苦力的小吏;《之金》剑中的一地,或多认为在河南新蔡,然而根据该地不产铜这一事实,应认其可能是今安徽繁昌地;《之倌环》中的"倌"字,以往多作"家臣"解,实应是庶人在官者。     

新出战国金文考释三则

对《商周金文资料通鉴》中著录的三件新出的战国铜器上的未释或误释铭文进行了考释,认为18851号器首字不为"衣",而是"黾"字;17301号器第三字阙释,我们认为应是"寍"字;17320号器首字,邹芙都先生考释为"玄舍"合文,我们结合战国兵器铭刻制度及字形变异特点,认为应改释为"舒"。     

氏壶铭文补释

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诸家之说 ,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清代古文字学家阮元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古文字学家。他编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首倡青铜器“藏礼”之说，并根据经史考释铜器铭文，对晚清吉金文字的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阮元淹贯群书，注重搜集整理原始材料，又擅长书法，无疑对其研究古文字大有裨益     

Di氏壶铭文补释

Di氏壶是春秋晚期燕国的著名铜器，现藏德国柏林博物馆。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遣文》最早著录了铭文摹本，后来的研究者对铭文多有考释，诸家之说，得失互见。本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略作评述，并对壶的年代与国别、壶铭的释读作一点补充论证。     

“亚若癸”组铭文补释

文章对商代金文中的"亚若癸"组铜器铭文进行释读,认为"亚若癸"组铜器铭文的含义是"若"、"受"、"■"、"■"四个族氏共同为祖先作器。文章还由此出发,讨论了"亚■覃"组铜器铭文,认为"亚■覃"组铜器铭文含义为"■"、"覃"、"受"三个族氏共同为祖先作器。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

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新释吴孙权利簋于１９７６年３月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里，其上有铭文４行２字，记述了周武王代商的历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７７年，唐兰和于省吾先生发表考释文章。其后，张政、商承祚、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发表文...     

仲偁父铜器及其相关的问题

<正> 一、传世之仲(?)父鼎传世的仲(?)父鼎,在诸多历代金石著作中都有著录,然皆不知其所出.宋代王黼所撰的《宣和博古图》中摹绘其图形及款识,可知此器在当时已被作为珍品收藏于皇室宣和殿.其铭为:“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及仲(?)父伐南淮夷,孚金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据该鼎的器形和铭文内容来判断,其时间应为西周晚期.宋代薛尚功在其所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中结合《宣和博古图》考证:“博古云:夫天下有道,则礼乐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专,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其功,则于是(?)尔圭瓒(?)一(?).伯(?)及仲(?)父有伐南淮啊之赐,则赐作宝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又言其昆弟也.诗曰伯氏吹     

战国中山二王名考——释古酿、好、埌等铭文及有关古鉨文字

平山一号墓出土的中山王大鼎铭文长四百六十九字,方壶铭文四百五十字,《好(次虫)壶》也有一百八十二字,是研究我国古史、古汉语和文字发展的珍贵史料.《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朱德熙、裘锡圭两教授发表了《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以后又得见在吉林召开的古文字学年会印发的张政烺、赵诚、孙稚雏诸先生有关论文,对铭文若干难字难句的通读多有突破,创获良多.今就诸家尚未确释的王名和个别有关文字的考释作些补充.     

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载有唐兰和于省吾两位先生对周初利簋即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的文章。两家的解释，颇不相同，特别是对铭文的前半段，彼此出入很大，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说明了该器的铭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钻研。 由于器物铸造的时代早，铭文的训诂遂成为难题。其中不仅有辨别字义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识字的问题。铭文中有一个簋■字，在甲骨文中最为习见，不过字形与此微异，作■或■。《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释为“岁”字，视作祭名。于文释此为 “岁”，似本郭说；唐文释为“越”字，仍认为甲骨文借用此字代表“岁”字…     

汉代小说试论

我认为汉代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时期,而目前对汉代小说的研究还很不够。主要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受汉代人小说观念的局限,拘囿于《汉书·艺文志》等正史著录的所谓小说家著作这个狭小的范围,因而眼界不宽。这样,很多有价值的材料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对汉代小说发展的实际状况也就不能清楚地加以阐述。要使对汉     

《曶鼎铭文通释》简介

《曶鼎铭文通释》(简称《通释》)是由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孙常叙教授撰写的。本文已编入他的《古文字研究论文集》中,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曶鼎是周懿王时器,清乾隆年间,由毕沅收藏。直到嘉庆四年,此器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只留下很少几张拓本传世。一匹马一束丝换五个奴隶一事,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可是曶鼎的证史价值,何止于此。对曶鼎铭文的研究,一向是被人认为“奥衍难读”的。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钱坫为它释文以来,190多年,许多金石家、考古工作者,对它作了不少的辛勤努力,分别地突破了一些障碍和难关。但如孙先生这样全面地、深刻地考释和论证,还不曾见过。《通释》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前篇是《曶鼎     

略论汉代镜铭的语言艺术特征

《汉代镜铭集录》收录了汉代1981面铜镜铭文,近两千五百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代镜铭概貌。汉代镜铭在语言上明显继承了《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艺术手法,且与同一时期的汉代其他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汉代镜铭亦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整齐简短的句式、古朴通俗的语言、广用修辞的韵文、真挚情感的抒发四个方面。     

汉代江南铜镜文化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和《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浙江出土铜镜》等书刊上有较多汉代江南的铜镜资料。汉代江南有发达的铜镜制造文化。固着在铜镜上的花纹、铭文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的各种信仰和社会风俗。汉代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突出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