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民间说唱遗存

《西游记》中的民间说唱遗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通俗唱词的大量穿插;故事情节模式化现象比较突出;民间俗语的频繁使用。这些残存的民间说唱痕迹,说明《西游记》确曾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或许其前身就是一种“词话”。     

浙籍学者视域中的《水浒传》文体性质考辨

浙籍学者以“稗史”“演义”“传奇”“奇书”“词话”与“平话”作为《水浒传》的文体术语,其原因主要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称《水浒传》为“稗史”与“演义”,起初是宗史尚学观念的延续,以至批评颇显学问化特色,其后则是突出其通俗感人、以才济学的文学价值。以“传奇”与“奇书”观照《水浒传》,一方面因其于题材、结构与文辞诸方面求奇,一方面借以说明小说与戏曲两类文体的关联性。将《水浒传》视作“词话”与“平话”,主要在于强调其适于说唱、表演与文体杂糅而不乱不隔的特质。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     

亳州还是濠州?——兼议《明成化说唱词话丛书》的校注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书》没有对校勘的依据作出说明。特别在《断歪乌盆传》中 ,把原文“毫州”校为“亳州”,可能是不当的 ,“毫”当作“濠”     

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花关索传》这套《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第一册为《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等四种》,分为四集,在其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的末尾,刊有“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二行文字。成化戊戌为公元1478年。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就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那就是说它的成书时间反倒要比《花关索传》的“重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论《金瓶梅词话》的民间信仰基础及其文学再现——以 “ 万回老祖” 为例

《金瓶梅词话》的素材来源,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多源现象。除了从《水浒传》借用人物和情节框架之外,小说中还存在改编自他书或有所依傍的情况。第五十七回属于后一种,此回开头有关“万回老祖”的叙述,并非《金瓶梅》作者的凭空虚构,而是源自深厚的民间信仰。“万回老祖”本来是偏离小说主题的“节外生枝”,小说家却十分巧妙地将其同永福寺相关联,并由此建立起以“佛道”为核心的叙事框架。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较早谈到《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承继关系的大概是袁中道。早在《金瓶梅词话》刚在世上流传时,袁中道便在他的日记《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的确,《水浒传》给《金瓶梅》以重要的启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一些不足。对此进行一番探讨,这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是不无益处的。一《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承继     

《敦煌变文》用韵考

变文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当时说唱文学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通都大邑,特别是京城长安的寺院里都设有说唱的场所。说唱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等等。“转变”即说唱奇异故事的意思,“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也省称为“变”,如《汉将王陵变》,《舜子变》。     

《敦煌变文》用韵考

变文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当时说唱文学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通都大邑,特别是京城长安的寺院里都设有说唱的场所。说唱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等等。“转变”即说唱奇异故事的意思,“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也省称为“变”,如《汉将王陵变》、《舜子变》。     

《水浒传》宗教描写新论

《水浒》与宗教的结缘,是受宋元以来民间宗教与民间武装结缘的深刻影响所致。其宗教描写,可以说是对封建时代民间武装与宗教结缘之状况的一次较完整的艺术表现,在政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同时,其宗教描写叉具有组建叙事框架,揭示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变化等叙事功能,因此又兼具重要的审美价值。     

俗曲“新闻”及其书面形式——以傅图所藏俗文学资料为中心

傅图所藏清代乾隆至民国初期的俗曲唱本资料显示,俗曲中“新闻”一词的“新”重在强调新奇而不是新近发生。作为一种俗曲文类,“新闻”以其叙事性和取材于民众生活的现实性而区别于其他俗曲。俗曲“新闻”除表现为口传作品之外,还表现为书面形式的文本（唱本）。俗曲唱本因为其音乐性而特别适合需要把文本还原为有声语言才能理解的基层民众。以俗曲唱本为代表的民间书面传播方式的广泛流行,同时伴随着庶民阅读的兴起,这意味着民间传播环境的重要变化,而这种业已改变的传播环境可能就成了近代报刊发挥作用的有利条件。     

水浒歇后语探略——兼论水浒的民间接受

水浒歇后语是民众对水浒故事长期体认的结晶。由于创作主体和流传范围的民间性,水浒歇后语较多地表现出关注弱小人物、注重生活内容及淡化政治意识等特点,与小说《水浒传》相比带有浓重的生活化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     

浅议民间文学调查

民间文学调查除了从口头上搜集记录“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讲述文本和展演现场外,还要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过去时代或现在仍在流传的唱本、歌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宝卷（宣卷）、经书、图画册页等手抄本。这里主要从面对面的访谈、大型民俗活动时的演唱现场采访和采录重点专人走访等调查方面探讨了对目前所传承和享受的民间文学的调查。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中国“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毗邻河南的山东莘县举行,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的地理与历史掌故;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叙述的精神意义与艺术特点;有关《水浒传》文本及其渊源、文化精神研究;《水浒传》文学史影响及其当代价值定位问题。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     

析《书剑恩仇录》对《水浒传》的借鉴

《水浒传》是类似武侠小说的古典小说名著，又是金庸的最爱，因此他初次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就在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对《水浒传》借鉴，并以此推陈出新，成就了这部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     

三证《水浒》作者为白驹施耐庵

在《水浒》作者的考证上,重视口传史料,从文献记栽、出土文物、民间口碑等三方面综合、系统、全息的思考,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白驹施耐庵的历史真实,对当前施耐庵研究领域出现的所谓“盐城兴化”施耐庵（彦端）、大丰修建施耐庵陵园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评,指出否认白驹施耐庵的人未能深入调查、方法片面,以致闹出不应有的谬误。     

《后水浒传》的多重价值

《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之一,是在《水浒传》之后产生的又一部歌颂草莽豪杰的英雄故事作品。小说写宋江等人死后转世托生为杨幺等人,发动了洞庭湖农民起义,继承和发展了水浒的事业。他们提出了"均贫畗"平等"等思想,反对招安、外族入侵。小说塑造了杨幺的杰出形象,以续书形式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市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