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诗学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特征

在胡适从事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选用的诗体和语言均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在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主流诗学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操控着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在第二阶段,意象派运动的诗体自由操控着胡适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自由诗体——骚体进行诗歌翻译;在第三阶段,受意象派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操控,胡适运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文学翻译的浪潮,这种文学翻译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国家救亡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西方民主思想的涌动,文学翻译走进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又加上人们对国家救亡看法的改变,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步从政治小说转向言情小说的翻译。近代文学翻译反映了国家救亡方式的改变,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觉参加国家救亡的体现。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翻译的悖论和诗学意识

传统经验论的缺陷在于认定翻译的对象只是信息而无力回答"怎样译"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先验的,涉及两个先决条件:语言与文化的悖论、文学文本的信息与言语形式的不可分离性。文学翻译中译入语文本只能近似地还原源语文本的信息与言语形式的和谐统一;由于文学语言具有表达符号意义和完成诗学功能的双重作用,译者的诗学意识方为译艺之魂。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几个问题

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体,诗歌翻译既追求"神似",也追求"形似"。诗歌翻译中要体现原诗的意象美和形式美,讲究语言的准确性,并保持文体风格的一致性。     

诗歌翻译中的相似联想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 ,相似联想则是翻译的精髓。因此 ,在英汉诗歌互译中 ,既要考虑形式美、音韵美、意境美 ,还要注意英汉语中的文化差异 ,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似的联想效应     

从操纵论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严复的译著往往被视为“不忠”与“改写”,但如果把严复的翻译置于以Lefevere为代表的操纵理论学派的角度下重新审视,会发现严复的翻译是他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种因素共同操作影响下的产物.     

汉语古诗翻译的诗学观照

从诗学角度对中国古诗的英译进行分析和欣赏,并结合国内外翻译实例论述了翻译过程中运用诗学观照的优势所在。     

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与伯顿·沃森英译中国经典

Lefevere的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理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为促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适当的翻译策略和赞助人对他译作的赞助。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浅论诗歌翻译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诗歌的翻译尤为困难。本文试图探索诗歌翻译的方法和途径 ,以使译诗不仅能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容 ,也能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 ,达到以原诗风格与神韵的再现。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翻译诗学溯源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谈起,追溯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意义。文章对西方翻译史上三位大师梅肖尼克、巴恩斯通、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诗学”这一概念相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唤起翻译学界对“翻译诗学”研究的兴趣,并将这一具有光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推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