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执行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规定有较多模糊之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为规范行政执行罚的实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行政执行罚制度予以完善。在行政执行罚的依据上，要明确《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1款并非普遍、直接授权条款，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执行罚手段必须另有法律依据。在行政执行罚的设定上，行政执行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在行政执行罚决定的作出时间和方式上，加处罚款决定不能和罚款决定同时一并作出，只能在罚款决定作出之后另行单独作出。在行政执行罚的实施程序上，行政执行罚决定作出之前必须践行催告程序。在行政执行罚的使用顺位上，行政执行罚的优先使用须以该手段在个案中有助于达成执行目的，且法律上没有相反规定为条件。     

我国环境法上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历史发展、适用困境与完善之道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实施已近9年,有必要对其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检视。在立法层面,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国家立法逐步展开—地方立法积极回应”三个阶段,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实施层面,执法数据表明该制度的适用率极低,究其原因既有重罚主义倾向下执法人员不敢罚的主观成因,也有该制度本身不合理的客观成因。有鉴于此,可以从立法和执法两条路径出发对其进行完善。在立法上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构成要件,完善计罚方式;在执法上明确“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同时为“可以不予”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设计双轨制罚则。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性质与征缴

从法律属性看,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视为“公法债权”或者“私法债权”均有不当,应将其界定为“公法之债”的费用。基于此,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征缴应确立“市场平均成本加指导利润率”的原则以及“预先缴存为原则事后追缴为例外”的模式,藉由行政公权保障落实。中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1条及部分环境单行法对代履行费用的负担范围、计算依据与救济程序均未明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收取标准、加强费用征缴与执行罚的适用衔接以及设立环境行政代履行基金,以期提升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实施绩效。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现存问题与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其不仅与“优化营商环境”“包容审慎监管”“追求执法效率”等制度基础价值取向相吻合,还是生态优先原则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执法改革的内在要求、环境损害担责原则的具体体现,需在制度设计时予以充分考量。从现有实践来看,我国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存在立法规范层级较低、各地标准不一、“首违不罚”和“无危害不罚”相混淆、各方环境利益难以得到衡平、限缩行政裁量权等多方面的问题,亟须明确“首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等构成要件的内涵,并从完善有关立法、厘清构成要件、明确裁量权限、规范执法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数罪被判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解决方式

异种自由刑并罚毕竟是一个立法方面的问题,立法方面的问题就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而立法方面的问题通过司法解释,却有司法解释在适用上的越权之嫌。从立法上解决有期徒刑与拘役的并罚方式是:彻底废除拘役刑,将拘役刑的刑期并入有期徒刑的刑期。由于管制与有期徒刑属于限制与剥夺自由刑,因而在立法上考虑协调管制与有期徒刑两者关系时,应当分别执行管制与有期徒刑,而不应当折算或者吸收。     

美国罚款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罚款制度极具特色和代表性。在设置上,美国罚款主要由立法创制,采用弹性限额,实行按日计罚。在实施上,美国罚款以民事诉讼为主导方式,以和解作为争端解决的重要机制,以执法经费与私人奖励作为款项用途。美国法的上述设计与探索,对于消解我国当下罚款治理中的罚款设置优化、执罚权分配、争端处理、款项用途安排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论让人身自由罚回归刑事司法体系

我国目前人身自由罚采取“二元化”体制,分属刑事法和行政法规制。2017年1月公安部下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进一步坚持了这一体制,并对行政拘留扩大适用。人身自由罚由于处罚内容为人身自由权,决定了其适用严格性的特点,这与行政处罚特性相矛盾。与之相反,刑事司法体系与人身自由罚的内在要求更相契合。一方面,只对犯罪行为科处人身自由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防止人身自由罚的滥用。因此,应当废除行政拘留,让人身自由罚回归刑事司法体系。     

中国的家罚制度

中国家族制度的核心是家罚,它与国家司法制度并列构成二元司法体制。家罚制度主要渊源于家规、家训、家礼及国法,其中以家规为首。家罚内容包括家族确定的主要罪状、家罚类型及惩罚方式。家罚的适用主要是五服以内的家族直系子孙。作为一种伦理化与保守性的制度,与国家法的冲突在所难免,有必要理清家教权与法律的界限,在法律限度内确保家教权与人权的严格区分,避免通过家族替代法律规定在基层社会中的治理,使得传统的二元主义司法简化为司法国家化。     

“按日计罚”实施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自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各地相继根据“按日计罚”规定开出巨额罚单,但是违法排污现象仍屡禁不止。在“按日计罚”实施过程中,政府存在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缺失以及行政责任追究缺位等问题。这些缺失（缺位）源于府际与部际协同不足、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匮乏、行政执法裁量权滥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等。因此,政府必须协同推进“按日计罚” 实施的配套措施、完善其监督机制,将其效果与政绩挂钩,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等,以促进“按日计罚”的有效实施,助推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     

刑事法制视野下的“缇萦上书”

在"缇萦上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究了"缇萦上书"的法学价值,认为"缇萦上书"对当代律师刑事辩护的启示意义在于,律师应通过多种方式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通过个案发现和检讨现存社会法律问题,推动立法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而"缇萦上书"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启示在于,可从传统"代刑"推演出"间断罚"等现代刑罚执行变通方式。     

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改革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这一制度逐步应用到文化领域,标志着我国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质是对行政权重新设置和重新调整,即行政权的重构,由一个新的国家行政机关集中行使原来分散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然而,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仍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试点面过于狭窄、明显的法律滞后性、具体模式有待改进、范围不宜过大和执法队伍不够规范等问题。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论罚金刑的理论重构

以罚金刑执行难的现状为逻辑起点,提出了重构罚金刑理论的基本思路：即将罚金刑定位于主刑系统;增设“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为罚金刑的裁量依据;建议对无执行能力的人一律易科社会服务令;设立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完善财产先行扣押和查封制度;制定《关于追缴罚金的具体办法》;依法明确“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中的“判决”包括罚金刑判决。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     

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朝法律文化是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大成者,不但具备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在条文之间渗透了德、礼、公平正义 等特色,唐律组成之多元化表现出其开放性,其遵从礼法结合的儒家文化,又体现了其包容性。李白是唐朝鼎盛文化的代表, 但也曾受过流刑的刑罚处罚,通过研究李白死刑赦免与唐律的关系,研究唐朝德主刑辅的国家统治制度与体恤民情、轻判轻罚 的以民为本的法律文化理念,可发掘唐律法律文化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的人性化精神,历史上这些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特质 和法文化传统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刑罚裁量个别化的实现

刑罚裁量个别化既是刑罚个别化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刑罚个别化实现的方式之一,对于刑罚个别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刑法体系和法官个人素质等要素没有变化的条件下,选择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和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刑罚裁量个别化实现的关键。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为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是运用科学的刑罚裁量方法的基础。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进行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量、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重大责任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等三个问题.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表现为,在刑量上配刑偏轻,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调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过失危险犯,其法定刑设置应轻于实害犯的法定刑,更多地适用罚金刑或资格刑.     

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存在着相互脱离的现象。通过对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提出对策：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与监狱法等进行整合,以确定刑事执行法;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制度模式;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