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秦越人辨析

<正> 古代名医扁鹊,史载及传说颇多,其中《史记·扁鹊传》记载最详.《传》文说:扁鹊姓秦名越人,少时为客舍长,从长桑君学得医病方法,曾在齐、赵、郑、周、秦等国行医,为赵简子、虢太子和齐桓侯治过病,最后在秦国得罪秦武王,为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杀.这个记载虽详,但疑问很多.除里籍矛盾外,生存年代也难令人置信.赵简子、虢太子和齐桓侯生活时代,前后相差几百年,一个人怎能活那么长时间呢?因此,《史记》之后,歧议百出.有人认为扁鹊是春秋人,故而把齐桓侯说成是齐桓公小白,把虢太子说成郭公之子;有人则据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论语》中的山水意识初探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据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考定,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问(《史记编述年代考》附《论语编纂年代考》),这与杨伯峻先生“《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的论断不谋而合(《论语译注》)。这就是说《论语》的成书距今2300年。在2300年之前,我国就出现了儒学的开创之作。“这部书所写的人物,是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写一个人物为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战国宋末世三君考

<正> 战国时期宋末世三君——桓侯、剔成、王偃是宋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却极为杂乱,很多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清理和解决。本文拟据现存资料,作些初步考察和论证。(一) 宋国末世三君的年代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史记》中关于宋桓侯前到景公时的年代关系的记载有不少错误。如《左传》云:宋景公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立,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卒,在位48年。而《史记·宋世家》云宋景公在位64年,《六国年表》云卒于周贞定王十八年(前451年)。《史记》在记述宋休公之后又说:“其子辟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秦内史“腾”考述

新郑,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秦始皇灭韩以后,韩国贵族残余势力曾经发动“反叛”,历史上称之为“新郑反”。《史记》对此事的记载虽然过于简略,但却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     

《史记》刘邦击秦史实辨正

《史记》有关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至汉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自砀始西行人关击秦的记载。但《史记》对其间某些战争进程的叙述,或自相矛盾,或与《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史记》关于刘邦击秦史实记载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重新进行考辨和订正,以期能对这段重要的史实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原貌的解读。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孟子略传孟子名轲,邹人(邹为春秋邾国,今山东邹县)。盖生于周烈王时,当周平王东迁后三百八十余年,孔子卒后九十余年,秦始皇并天下前百五十余年,民国纪年前二千二百八十余年。(万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定为生于烈王四年己酉,但所据之书不甚古,今不敢武断,但举约数耳。)其时七雄并立,而泗上十二小侯尚存。孟子所尝游居之国,在七雄中曰梁曰齐,在小侯中曰邹曰鲁曰宋曰滕曰薛曰任。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私淑孔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据《史记·孟荀列传》。而《汉书·艺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赵歧《孟子注序》亦云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后人遂有谓《史记》门人之人字为衍文者。崔述《孟子事实录》云,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六年矣。伯     

卫青、霍去病生年试探

一、霍去病卒年二十四岁说值得商榷研究汉史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霍去病卒年只有二十四岁。个人认为这一结论是由于错断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句逗得出来的,值得商榷。《史记》原文: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     

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

与柳宗元同时及后世评论柳文的人,都有指出其文“自史中来”的,他本人对这种继承,则概括为一个“洁”字。柳宗元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两人虽然不同时代,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遭际,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研习《太史公书》,“忖度其心而得之”,进而体现在写作目的、内容选取、手法运用和遣词行文诸多方面。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从历代艺术表演形式看《史记》的传播与接受

歌舞表演、说话艺术、杂扮问答、戏剧演出是《史记》传播的四种主要艺术形式。以艺术表演方式传播《史记》呈现出雅俗共赏、与时变迁的特点。艺人们的表演还原、改造《史记》人物、故事,使《史记》更接近人民生活,取得接受者的心理认同,也使《史记》垂诫后世的理性精神得以传承,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接受者以文化陶冶。     

庄(蹻)王滇新考

作者从《国语》、《战国策》、《荀子》、《商君书》、《史记》等文献中,比较研究出楚怀王末年的庄之乱即越人之乱,《史记》记载的“东地兵”即越人军队,从而得出庄率领越人军队自楚王滇的结论。     

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从医疗史的视角对吕后之死史料的解释

吕后的“病犬祸而崩”,旧史多以赵王如意作崇为解,后人又往往视为不经之语。然而以医疗史的视角,从《史记》、《汉书》等书对吕后遭遇犬祸记述的异同,袭击吕后仓狗的出没特征,吕后由腋伤、病重到亡故的时间、症状及其在此期间的表现,细加考索和探究,汉人“如意为崇”、“妖象犬形”等看似荒诞的记载,实际隐喻着对吕后病状的合理描述,其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吕后腋伤起于狾狗的抓咬,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的发作所致。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胤征羲和事实考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