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

土地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土地制度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呈逐年递减趋势: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农业增长乏力,拖了我国工业化后腿;农村现代化步伐减慢,城乡差距拉大.所有这些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传统土地制度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已经消失,"三农"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进行土地制度的再次重大改革.本文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剖析,提出实施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文章认为现有的土地制度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农民非农转移与农村发展 ;由行政手段主导的均田制向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转变 ,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权利的自由流动 ,是我国农村市场取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WTO的挑战 ,应建立新型的农地关系 ,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保护农村利益的关系 ,实现农地合理、有序的流转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雇佣小农发展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雇佣小农发展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尚未引起重视.基于豫东典型村庄的调查发现,当地农业已由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转变为依赖雇佣工人和机械进行生产,并出现了完全雇佣式的小农生产,为农民提供了土地流转的收益参照.在农业集约化水平偏低和确保流转质量的前提下,雇佣小农的成本低于流转临界成本,这一成本差决定了当地土地流转的“遇冷”.结合全国性数据,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的成本差及区域差异,论证得出粮食安全与流转质量之间的张力导致土地流转后的非粮化和农民利益的损害两种倾向,认为应积极发展入股、合作等农民受益主体型流转,谨慎对待租赁、转让等非农民受益主体型流转.     

土地流转: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土地流转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加速农民非农化进程,上呈城镇化,下启农业现代化,实现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进而促进"三化"的协调发展。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应与推进土地流转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调节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市劳动力需求平衡。土地流转是城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现代农业的基础和前提,必须通过土地流转的桥梁作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对接,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社会保障视野中的农村土地制度

广义的社会保障并非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正处于城市化背景下大规模农民流动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快速变革,具备低水平的多元性。中国土地制度发挥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仍然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是农民工城乡之间自由往返的制度前提,应该继续坚持。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的障碍及其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面临三大障碍,即私有化与所有制权能的障碍、土地股份退出障碍和农业大企业优势障碍。相应地,促进PFE发展的三个法律变革方向是:推进私有化,完善土地股份退出方法,否定大农场经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选择是:维护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提高其权能的充分性;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农地控制退出机制;限制农业法人对土地的兼并,维护、推动以家庭为主体的PFE的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农地产权结构模式,中国的PFE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辟新路。     

东北地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土地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同时,农业的规模效益与经济的市场化也要求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但东北地区还存在土地转出动力不足,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中主导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收入——基于揭阳市41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广东省揭阳市四县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三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只对农民的农业收入有负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存在正影响;耕种土地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对非农业收入存在负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影响。提出在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和规范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试论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

农地制度的外部环境已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改革和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大去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举措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而对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必要修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种修正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同时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论农村土地信托对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制度价值——基于农地有效保护的反思

随着三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政策的不断变化,农村男性劳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妇女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但其土地权益却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如何有效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状况的深入分析,提出借助信托制度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有效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增强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经济健康、均衡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具有现代功能。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化,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可以形成农村土地资本与城市金融资本合理、良性的流动,打通农村土地市场与资本的对接通道,盘活农业部门的各种资产,维护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新农村建设

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它阻碍了社会正常发展,是一项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主要是对农民的轻视和限制;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影响社会公正;无代价向农业提出积累以发展工业、限制农民进程;导致社会成员的不平,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其身份永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社会资源配置与发展实行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导致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只有承包权,没有转让和出租权);土地使用权有期限;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民的家庭承包权不仅缺乏明晰性和排它性,而且缺乏安全性,同时又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农民的流动,阻碍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     

墨西哥20世纪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墨西哥在20世纪初建立了土地的村社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并希望通过这两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和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等目标.然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农民却愈加贫困,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农村发展的困境,1992年以后,墨西哥以土地确权登记为核心,以产权明晰为原则,开展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化解了大量土地纠纷,而且赋予民众更多的自主发展权.墨西哥的改革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