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荣国府贾政老爷的小妾。她出场次数不多,性格并不复杂,可以称其为"扁平性格"。性格只有在功能中才能彰显其价值。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有三:一是对《红楼梦》小说文本而言,赵姨娘是全书情节结构的关键性人物,具有引发故事的功能;二是对作家曹雪芹而言,赵姨娘所代表的顽劣小人和"金陵十二钗"所代表的"脂粉英雄",构成了曹雪芹对女性的全面认识,进而指向他对人性的辩证思考;三是对读者而言,可以说,赵姨娘是一个本体象征。即是贾府中绚烂至极的糜烂乖戾气息的绝妙象征。这种象征功能指向了对"钟鸣鼎食"的繁华世家走向式微命运的思考,并指向对封建末世的批判。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塑造了两个侍妾形象,即贾政之妾赵姨娘,严监生之妾赵氏。小说家通过这两个姓赵的姨娘,把封建家庭的侍妾形象、社会地位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侍妾文化,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赵姨娘有儿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赵氏没有了儿子,她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赵姨娘和赵氏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有儿子,并不能改善作为妾的地位,没有了儿子,作为妾的身份却牢不可破。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礼教左右人生,比较两个姓赵的姨娘的生命归宿,发人深思。     

贾环形象探析

贾环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形象。本文从《红楼梦》的文本入手,阐述了贾环猥琐顽劣、心狠手辣的性格特征,以及对塑造宝玉的作用。着重分析了其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母亲赵姨娘的不良影响;先天不足的庶出身份;以及周围人处处对他的轻慢和羞辱。     

《红楼》里的疯女人——女性主义视域中的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具有鲜明特点的角色。本文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赵姨娘的多次“抗争”进行分析，探究其性格变化的轨迹。赵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父权制法则，在对话语权和生存地位的争夺中屡屡遭到失败，使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逐步被扭曲了人格，最终从“美女”蜕变为“昏聩不堪”的疯女人。     

中国封建伦理的怪胎——赵姨娘浅谈

在《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赵姨娘可以说是最不讨人喜欢的，这是为什么呢？本文从赵姨娘出场的几个主要情节，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予以分析，试图从中找出产生赵姨娘这种具有扭曲人性的人物的真实原因。     

从赵姨娘形象看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恶的人物。可怜之处在于她深受宗法等级制度和家长专制制度的欺凌压迫,可恨之处在于她又是这个制度的认同者和维护者。她自己被入欺,又强烈地渴望欺人,在这个人物身上,主性和奴性都很鲜明。曹雪芹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揭露了化育这种人性的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罪恶。只要这种制度存在,“赵姨娘性”就会存在。     

赵姨娘论

赵姨娘本是一个可哀、可悯的人物,但在读者,甚至一些研究者的心目中,却有一副可憎、可恶的面目。这是值得思考的。赵姨娘——扭曲的性格赵姨娘在荣府的地位颇为特殊,凡属热闹的场合,她都是个向隅的人物,而在矛盾冲突中,总扮演尴尬的角色。据探春的考语:她是“糊涂不知福”,“每每生事”,至使王夫人“几次寒心”。探春的“明察”是否准确、恰当?赵姨娘有那些“福”不知呢?     

她也是一个女人——从女性角度解读凤姐

《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女人真正当作了人,《红楼梦》中的凤姐是一个立体的、多面的、有血有肉的人,她是一个受压迫的女人,一个受到了压迫敢于反抗的女人。作品中虽然存在着“揭其恶“的事实,但也存在赞其美、颂其能、哀其不幸的事实。本文主要从女性的角度,分析她在“毒设相思局““机关算尽“、“调包计“扮演的角色,解读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性格特色。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堕落的灵魂扭曲的性格——赵姨娘论

赵姨娘作为《红楼梦》人物群像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其品格和言行庸俗卑琐、阴微鄙贱、愚昧狠毒,但她也并非就是一个如“山魈”、似“狗粪”的坏人,而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她既成为被害者,也成为害人者。她为了争得自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地位和权利,采取了无事生非、胡搅蛮缠和暗中算计人的抗争方式,以扭曲和变态的形式发泄对现存宗法秩序的强烈不满,这往往又是她不被人可怜和同情的原因。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天缘与人力--从"金锁"来历看"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红楼梦》中“金锁”的来历颇有可疑之处 ,文章主要从“何时而来语焉不详 ,薛姨母女话语自相矛盾 ,旁人影射真相 ,形势所迫、利益使然”四个方面论述了“金锁”应是薛家为制造“金玉良缘”而有意自造 ,并在此基础上对“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进行再认识。     

《红楼梦》是过时落后的文学吗?——论残雪对《红楼梦》的偏见及其文学观

残雪将她的所谓切入"核心"与"本质"的"新实验文学"("纯文学")置于文学生态建构的金字塔顶端,视为最伟大、最先进、唯我独尊的文学形态。在此标准下,她认为《红楼梦》不符合她的文学价值标准,因此视之为"过时"的"人的幼年的文学"。残雪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坐标下,贬低或否定了《红楼梦》的作为一部人类伟大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残雪对《红楼梦》缺陷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她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没有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价值形态视为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中有机积极的组成部分,而将之视为落后的文学形态和革命与否定的对象。残雪所标榜的一元独尊的文学秩序价值观无疑是偏激僵化与形而上学的。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