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颂与崇高

美颂传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传统.所谓美颂就是作者用诗文歌颂激动自己的神灵、君王、英雄等,中国古代美颂思想与崇高关系非常密切.学界虽有不少关于美颂的研究,但对美颂与崇高的关系研究却少有涉及.中国古代美颂文化与崇高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既能从古代大量的美颂作品中,能体会到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崇高”,又可从古人美颂祖先或者英雄时感受到“崇高感”.     

景因文而构 园赖文以传——苏州园林与中国古典文学

陈从周教授指出;“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我认为研究中国园林,似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苏州园林为名符其实的“文人园”,向被称为物化了的诗。它虽以文人画为蓝本,而这文人画,也是“画中有诗”的文人画。苏州园林之筑皆出于文思,园内许多欣赏空间的主题,乃至一木一峰,也都来自古典诗文,可以说,凡是能通过人们视、听、嗅、触等感觉所能唤起的美的享受,都追求独特的寓意深长的诗文意境。我国的文学艺术已融于园景之中了,识者能从园林境界的揣摩玩味中,获得中国古典诗文的醇厚韵味。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论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他的复古主义文学观包括将“文学”的概念回复到先秦时代,倡导诗文创作应该宗法于魏晋等。然而章太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曾激烈地批判传统,又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进行抵制,最终退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所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主流:革命现实主义——试论解放区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

解放区文学是随着我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它是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解放区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创作实绩。今天,当我们探讨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的时候,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当也对解放区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特色,作历史的回顾与考察。     

鲁迅语言理论的初步研究

一 毛主席在他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他在我国革命的新文学方面的贡献,是我们此较熟悉和了解的;而他在我国语文改革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在语言理论方面的贡献,却是我们比较忽视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寒士文学作家左思壮而不悲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寒士文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渐渐兴盛,至元明时期,戏曲、小说成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西晋左思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富有代表性,且生活年代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类范型作家.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特征、人生境遇、个性特征、诗文主题与形式等方面,多纬度分析左思“壮而不悲”、豁达从容、进退自如、远祸全身的范型特征,探讨古代左思型寒士“以文鸣世”的生存样态,对厘清古代寒士文学的源流范式有一定价值.     

文星邀月诗千首 酒仙飘逸万川游——略论李白的诗歌创作与“月之情结”

“诗仙”李白,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李白诗文中文化内涵丰富,“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明月情结,酒月情结,秋月情结,这对当代李白研究具有拓展性作用。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     

《佛本生故事》与泰国古代文学

本文对古印度佛教经文《佛本生故事》对泰国古代文学在文学形式与思想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指出在思想继承的同时,也存在批判。     

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

编码是解决甲骨文与计算机"对接"之间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法.但目前汉字的编码方式、传统的以部首为主的汉字结构模式和甲骨文"象形"的思维定势难以适应甲骨文编码特点,为此笔者提出甲骨文编码"线性结构"的观点.以甲骨文最小的构形单位"线"以及线与线之间的关系解析甲骨文结构,归纳出独立性、相触性、交叉性和对称性四个甲骨文线性结构特征,作为提取码元之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甲骨文编码方案,码元和键符使用很少,但却能全面涵盖甲骨文字,检索应用起来简单方便.     

论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之容摄

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的容摄篇数多、力度大,空义部分地支配了本土文学的思想、情感、情节、语言等,艺术性高低不等,基本上是积极的;此容摄在唐代发展到成熟阶段。     

主体间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