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生育政策调整对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研究

为测定生育政策调整对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本文选择四种方案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2010—2080年间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将面临着劳动人口供给量大幅下降和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两大难题;生育政策的调节方案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两大问题的问题;其中从现在起实行"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调节效果最佳。     

法国的人口与生育保障

法国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持续多年保持了比较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值得我们借鉴。     

2015～2100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对未来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在充分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基础上,依托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2015～210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规模将于2029年左右迎来峰值,此后将步入负增长时期,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处于持续缩减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1世纪前半叶将快速下降、后半叶则将在波动中缓慢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攀升,于2053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将开始逐年下降,老龄化程度在21世纪前半叶将快速提升,但到了21世纪后半叶,老龄化进程将逐渐放缓.     

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以人为本:酒泉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

酒泉地区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全区在稳定推行基本生育政策的同时,制定并落实一系列配套措施,效果明显。     

“五关爱”与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关系研究

“五关爱”是人口与计划生工作实践精髓的体现,促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对当前的人口与计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划生育先进地区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启示——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南通市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的考察 ,揭示了人口数量控制成就背后所付出并仍将付出的代价 ,研究并探讨了以南通为代表的计划生育先进地区目前及今后普遍面临的某些人口问题 ,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深思。     

论计划生育政策对实现福利适度人口的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人口因素很难自发地与社会其他要素相适应,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一定阻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解决了生育率与死亡率不对称性的矛盾,解决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不平衡性的矛盾,解决了家庭生育计划与社会适度人口不一致性的矛盾,促进了人口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重新解读——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本文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梳理、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

我国妇女生育率已经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20多年且将持续运行。文章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探究在低生育水平下未来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取向,研究结果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从公共政策效用来看,现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其他公共政策需求压力增大,带来一系列较高的执行成本,需要适时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把握好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和预见性,使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国外人口政策法规概观

1974— 1 994年的近 2 0年间 ,约有 50个国家明确制订了人口政策 ,有 1 0多个国家将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条文写入了宪法。各国人口政策的基本框架大都相同 ,都包含了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等。各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不一 ,关心的焦点也不尽相同。而我国必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

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