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南朝河东柳氏东眷文学概述

为了更好地适应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河东柳氏东眷逐渐由豪族向士族转变，其成员大都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柳恽则成为这一时期家族中文学家的代表。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之所以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

南朝门阀士族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刘裕废晋时，士族开始衰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造成士庶不分的局面。     

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摘要］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

沈氏家族在两汉之际迁居吴兴地域之后,政治社会地位起伏不定,最终在由孙吴亡国而引发的江南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上升为吴姓豪族。自兹以降,吴兴沈氏又进而力图谋求士族化,却以先后两次家难而告终。其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升降,实际上反映了非士族阶层在日益狭小的发展空间内,艰难奋进却又屡遭挫折的历史命运。     

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论魏晋南朝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兼论武职官被轻视的原因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品较高,在朝中的班次较前,在获得封爵、赠谥以及配享王朝太庙的机会等方面占有优势;地方武职官,较之民政官,品秩更高,职权更大,发展前途更佳。所以,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经济地位也较优,地方武职官有俸禄、府田、军资等合法收入,也有“送故”等惯例性的收入,还有经商和非法经营的收入。魏晋南朝人们对于武职官的轻视与鄙薄,不关乎武职官的地位,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也与此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还与个人的好尚有关。但是,实际上,士族离不开事功武力。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略论隋文帝打击士族

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族或世族,是专指那些享有世官世禄身份的官僚地主。门阀士族,世家豪族,世家大族都是其代名词。旧史上称之为甲族、士族、名族、望族、势族、世家、高门、旧门、著姓、右姓等,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他们或依靠其政治特权而形成的世家,或依靠其经济特权而形成的士族。它源于东汉,形成于曹魏,盛于两晋,始衰于刘宋,延至隋唐。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存在六七百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期间,这个阶层始终占统治地位,左右朝廷,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压抑庶族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史称“门阀政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藩王僚佐与南朝政治

南朝的皇位更替有着明显的规律,即由藩王或异姓登位的皇帝,其皇位都比较稳固,而由太子登位的皇帝,其皇位多不稳固,而且这两类皇帝大致是交替登位。这种现象与宗王出镇制密切相关。宗王出镇制对门阀势力的兴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门阀士族因为在方镇由府主下降为僚佐,其政治地位也随之降低,而地方势力及寒人则能随着出镇宗王的上台而得势。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