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法论

要想公正地对待现代通俗文学,必须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放在同一平台上,既要看到两者在文学上的共同点,又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去除成见、用心公平,把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等区分开来。现代通俗文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精华,又包含了相当的糟粕,把握通俗文学和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通俗文学的演变规律,借古鉴今,才能清楚现代通俗文学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通俗文学作家满足读者需求,迎合读者心理,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互动。读者是通俗文学的市场,市场是通俗文学的生命力,重视读者接受的视角无疑是矫正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文学格局新变: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呈现"升格"与"雅化",主要表现在武侠、言情、史传三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对通俗文学新的更高品位的需求与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是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催化剂",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的进步,构成了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内在契机。考察中外文学史,发现文学由"通俗"向"高雅"变迁是一个规律。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最终结果是雅俗共赏。     

从边缘进入历史--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

在文学研究中没有什么比通俗文学研究的地位更尴尬。其研究对象为经典文学研究者所不屑 ,而喜好通俗文学的读者群又对此类学院研究不感兴趣。因此通俗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挤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其实 ,通俗文学研究除了学科自身的生存使命外 ,更兼具了文化的意义。传统文学社会学研究著作 ,由特定的历史时代很“自然地”推导出相应的文学现象。因此通常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论述五四新文化时 ,就普遍认为社会流行的应是新兴的白话文学 ,主题往往围绕着社会变革、妇女解放等主流问题。但此时的通俗文学似乎并不是沿着研究者的思路在走 ,通俗小说…     

试论当前的通俗文学

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即是通俗文学的兴起与繁荣。我所说的通俗文学,包括了通俗小说、传奇故事、通俗传记文学、通俗纪实文学、各类民俗传说、通俗谣谚、笑话及其他一些通俗文学作品,而以通俗小说为主。它们兴起的势头十分猛烈,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形势的发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     

通俗文学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 ,是通俗文学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从我国历史看 ,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与经济形态的趋于开放有密切联系。通俗文学作为文艺产品与商品 ,必然按照商品的供给、需求、竞争等市场原则 ,运作于生活领域之中 ,以供受众购买、消费。受到市场法则支配的通俗文学 ,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消费型文学。它不再是单纯的精神行为 ,而首先是一种价值交换行为 ,是作家、受众、出版商紧密配合 ,共同创造作品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文学场的分化与通俗文学场的初兴——以田雁宁的“雪米莉小说”实践为中心

雪米莉小说的产生、流行及衰落,折射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场域从传统文学场域边缘处的诞生与曲折发展。而雪米莉畅销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发的风波,折射了当时通俗文学的边缘处境:其出版机制是边缘的,从业者缺乏社会声誉,这一场域虽初具雏形,但政策调整或媒体的批评就能带来波动,只能通过援引官方话语、对严肃文学表达臣服来维护自身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田雁宁等作家从雪米莉的幕后走向台前,是将严肃文学声望转换为通俗文学符号资本的举动,说明此时通俗文学场域已成为不错的事业选择。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徐枕亚的否定与超越——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的嬗变

曾在民初凭借《玉梨魂》名噪一时的徐枕亚不但没有得到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的认同和推崇,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和拒斥。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对小说叙事特征的凸显、对读者审美取向的迎合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徐枕亚文坛地位的变动密切相关。在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梳理这一现象,可以厘清通俗文学嬗变的历史轨辙——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正是在辩证否定徐枕亚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因素的扬弃和对新文学话语的接纳,赋予通俗文学以现代品格,确立起清晰的读者本位意识,使现代通俗文学在革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     

"通俗文学"研究总体性方法刍议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创作的、供大众阅读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文学;"通俗文学"研究应当建立在"元理论"的基础之上,"通俗文学"总体性研究方法不仅要把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四个要素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总体结构特征.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审美价值构建

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领域的世俗化审美进程,在两条线索上并行展开:一个是精英文学的平民化转向;另一个是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演变。媒介文化将大众审美精神注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审美实践中,生成了文学世俗化审美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在历史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实践用传统通俗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开道,用通俗文学的元文学性和文学源流关系来论证文学世俗化审美的文学本质意义。在现实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以对世俗生活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与传统世俗文学不同的超越性。媒介文化在文化品质、文本生成和主体关系等方面,构建了新的文学世俗审美面貌和文学世俗审美精神。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流转与裂变

在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兴起的背后总有一定的政治动因;另一方面,大众文学又常常被视为文坛的另类,受到正统文学的挤压而被边缘化。后新时期的大众文学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裂变,即受众的普遍化、生产的工业化、载体的传媒化、品格的时尚化,这些裂变也可以表述为消费的社会化、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的娱乐化、审美的生活化。这些变化促使大众文学演变成一种典型的文化产业。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兰电影号》小说为例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电影有关的场所、人物都成为不少通俗小说表现的题材,影院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环境。以《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为例,研究认为：一是上世纪20年代俗文学从电影处获得的创作滋养,为30年代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电影壮大了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俗文学的创作套路;三是电影不但成为小说的素材与题材,也影响了小说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     

论李煜李清照词相似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

李煜被誉为词中之帝,李清照被称为词中之“婉约主”,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但在词的创作上却具有十分相似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二李词抒写真感情、真性灵、自然率真,流利天成。他们的词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开拓了词境的时空和跨度;渲染其哀伤的深度、广度,具有普遍的人生意义和永恒的艺术魅力。二李词都善用独特的抒情手法:准确传神的特征写意法,将抽象的思维概念赋予可感可视的形象;绘画的点染法,画龙点睛突出情事;白描法,以寻常语、口语入音律。形成这种“当行本色”审美共性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李清照对李煜创作有意识地借鉴与继承;二是他们都具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及相似人生际遇。     

现代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

西部文学历来以其丰厚的地域审美文化色彩取悦于读者 ,尤其是进入 2 0世纪以后 ,“现代性”的世纪纹印逐渐洇透在它的字里行间 ,使其在多种文明的冲撞下 ,呈现出斑斓的文化波纹。因此 ,怎样准确客观地去描述这段文学历史的“真相” ,便成为我们追踪它的初衷和结果。自从我们开始这项研究工作以来 ,就不断为“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而努力着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为读者诸君贡献出馨香的一瓣。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高峰期,探究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小说读者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插图非常盛行,附着于小说文本的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设置的。通俗小说的注释是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而评点则是沟通小说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至于续书的产生也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与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较为密切;续书编刊者在对原作人物进行修改、补充或续写时,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基础和阅读习惯;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张欣小说创作

大众文化的产生、蔓延是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文化产业迅猛崛起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以及它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使当代都市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和都市文艺形成了强有力的互动。在张欣的小说中,她所捕捉的一切,都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魅力;充满着飞快的速度,富有生机勃勃的活力,洋溢着无尽的激情和力量。     

生存还是死亡——信息技术时代文学的生存现状与未来

手机和网络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学的生存方式。不管是在创作、发行还是在阅读接受上,今天的文学都与以往人们熟悉的形式有了很大不同。作者与读者间的身份界限日渐消解,审美趣味日益通俗化,体裁也变得越来越随意。文学大有解构自身、走向文学日常生活化的趋势,有关文学终结的话题由此而来。总的说来,信息技术对文学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文学话语的平民化、民主化时代即将到来。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从接受美学视角下的读者关照看平遥景点名称的翻译

随着平遥旅游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景点名称的翻译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景点名称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明确的交流活动,其目的的实现主要依赖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在景点名称的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中西文化、语言和审美习惯的差异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重视对译文读者的关照,而不能一味消极地迁就读者,要超越读者、创造读者,拓宽读者的＂期待视野＂。通过景点名称的译作向国外读者推介中国的特色语言、宣传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从而提高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修养,这才是更积极意义上的读者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