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先秦史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有无禅让制度一种较遍普的意见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一个禅让制度。例如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末期,在传说的尧、舜、禹之前,部落酋长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已很激烈,禅让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到了尧、舜、禹时代,争夺王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     

韩非的“矛盾之说”是对立统一思想

<正> 一在中国辩证思想发展史上,韩非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第一次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了“矛盾之说”,把先秦辩证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韩非子·难一》篇中,韩非驳难孔丘时提出,孔丘一面赞美尧是明察善治的圣人,一面又以舜纠正尧在位时“耕、渔与陶”三方面弊病为理由,称颂舜也是很有德化的圣人,把有过失的尧和纠正了尧的过失的舜同时美化为“圣人”,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韩非评论说:“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     

《庄子译诂》寻瑕

杨柳桥的《庄子译诂》大都注释精确,翻译准确,但也有几处注释、译文还有商榷的余地。下面我想就《译诂》的四处翻译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逍遥游》“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也”（１） 《译诂》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可见尘埃、秕糠这些东西,也都要给尧、舜划定８行动的规范来”（２）。 按：窃以为译文有悖于庄子的原意。译者可能认为直译不叮思议,读者不得其解,故增字成义,然而增字成义为训诂家之大忌也。秕糠乃微不足道之物,尧、舜自古以来称圣人,可是,庄子认为尧、舜犹为俗物所累,犹有所待,故不足道也。“孰肯…     

皋陶研究

皋陶，亦作陶或咎，或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路史·后记》），相传是我国古代刑法的创立者和声名卓著的法官。他的事迹零星地见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和《史记》等较早的史书，《离骚》、《说文》和诸子等书中也可见到片断记载。相传他断狱公平，执法公正，又被后人视为狱神。伪古文《尚书》说他主张“镇刑”、“轻刑”，希望“无刑”（《大禹谟》）。从东汉开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再次提高，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类并提，列为古十二圣之一（见《论衡·骨相篇》）。魏晋以降，氏族谱煤之风…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尧、舜、禹禅让，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真相如何？战国诸子百家众说纷坛，近代中外学者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在以氏族为基础成立的国家，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形成了万邦林立的状态。小国之君被称为诸侯，势力强大者则可称王、称帝、称天子，是众多小邦的共主。共主地位虽高，实权并不大。所谓禅位，不过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原为本国之君。共主具有双重身份，为一国之主是根本的，共主之位是兼任的，所以不必由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不过是最后的两次，而“瞽史”则又保存了这一重要史实的梗概。     

从《五蠹》中管窥韩非思想

韩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一生著作颇多。这里仅就其代表作《五蠹》一文中的思想,作一管窥。 韩非的进步历史观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五蠹》一文中,突出地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文中开头就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茄蟀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复后氏之世者,必为鱼系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     

张其淦《老子约》思想略论

张其淦于民国八年十月作《老子约》四卷.他从“黄老之学”的视角来注《老子》,指出:《老子》之道是永恒存在之道,无名;道常“无为”才能“无不为”.黄老无为之治,顺万物之自然本性,不可有意作为使之过或不及;“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以武力逞强于天下;不以“仁义”、“圣智”、“巧利”和“政法”治天下.这在近代《老子》注家中可谓独放异彩.     

“纳于大麓”与虞舜的山林性质

对于《尚书·舜典》中的"纳于大麓",历代注家多有异见。王肃和《尚书孔氏传》以"麓"为"录",其根源在于今文经学系统的《尚书大传》及郑玄对《大传》的注释。被段玉裁归入"古文说"、以《史记》为代表的"山林川泽"说,则认为"大麓"就是"山足"或者"林之大者"。从四岳和有虞氏的身份来看,舜的部族归属炎帝系统,是尧政权下主管山林的行政首领。因此,尧将舜"纳于大麓"是对他的本职工作进行考察。     

“舜耕历山”考异

<正> 《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传说的“舜耕历山”在哪里?二千年来聚讼纷纭。民国《山东通志》载:“天下历山十有之,在山东者五。”皆难肯定哪处是舜耕之历山。近人多有认定济南历山者,如建国后出版的《辞海》“历山”条下列全国历山七处,第一处是济南历山(千佛山)。最近出版的《济南简史》则肯定     

墨家远源考论——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

《汉书·艺文志》的“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一说,存在明显的语义模糊和牵强附会之处。墨家的起源应为“司空之官”,其“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等思想主张,皆源于此。在中国的上古传说时代,属于炎帝部落分支的共工氏的首领“共工”,同时兼任“平水土”“营城郭”和“监百工”——实即“周官”中的司空之职。尧、舜以部落联盟盟主的身份平息了共工氏与颛顼(祝融)氏因洪水而起的冲突之后,另任命禹为司空,共工氏的垂为“共工”。从此,司空之职仅主“平水土”“营城郭”,而共工氏的首领“共工”(“垂”)则仅负责“监百工”,变成了“工巧”的代名词。随着共工氏的衰落和中国民族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就不再有关于共工氏的新的传说产生。关于“平水土”“营城郭”和“监百工”之职官的完整记载,只有“鸟名官”的少皞氏胞族鷷雉氏中的奚仲一族。奚仲一族以“工巧”著名,自夏商到春秋战国之际,世居于薛国,产生了墨翟、公输班等能工巧匠,孕育出了墨家的思想与文化。     

读《山海经校注》札记

袁珂先生新著《山海经校注》,考证简洁,资料翔实,议论良多趣味。如对《海内经》“太皞爱过”四字不轻易放过,引出天梯的议论,读来畅快。翻阅时亦偶有所获,札记如下,以求大雅教正。一、沐浴风俗源流“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乌。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南经》) “舜之所浴”似乎不单纯如郭璞所说“言舜尝在此澡浴也”,而是一种宗教活动,此风俗在传说时代可能广泛存在过。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雪堂公题《苏州盛氏园林四截句》之第三章

雪堂此诗见《罗雪堂先生全集》续集之第四册《贞松老人外集》卷四。公不常作诗,30岁以后更少作,即作也不存稿。此四截句偶见公手迹,首有附注:“壬午秋初游此园,中间数数今廿二年矣。”壬午乃光绪八年,公年17岁,时应乡试报罢,纡道省尧钦江宁故得过苏,而廿二年则当在光绪廿九年癸卯,时正长江苏师范学堂,当年即谢事去矣。园即留园,时园属昆陵盛氏。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知治统一——韩非认识论特点新探

<正> 韩非是先秦最后一位大哲学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偏重于研究其法术势统一的政治学说,对他的哲学思想却论之甚少。事实上,韩非哲学思想之宏富,并不逊于其政治理论,其中关于认识论的论述,更是达到了相当深刻的水平。(一) 对认识主体的考察构成了韩非认识论的起点。韩非首先强调主体的受动性:“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末尝用己”(《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这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排除主观成见,如实地反映对象。根据这一观点,韩非批评了“前识”说。所谓前识,即是脱离客观事物及其觇律的臆测:“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     

四岳与华岳

何为四岳 关于四岳,《尚书·尧典》把它说成是在尧朝庭中供职的官名及分布于全国四方的山名。这一掺杂着后世政治理想的成分,已被顾颉刚氏予以驳正,指出“四岳者,姜姓一族之先人”,姜族”殆以四岳之神为其祖先”。但顾氏对产生于氏族社会的“四岳”的概念解释得不够全面、确切。 何为四岳?《国语·同语下》说: “(昔大禹治水),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日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论韩文的谄谀不实倾向

韩愈的古文与杜甫的诗歌,唐人连称“杜诗韩笔”。对于韩文,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皮日休说:“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宋人比为“泰山北斗”,“万世所共尊”。甚至说:“吾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评价之高,登峰造极。其实,封建帝王、士大夫所推崇的,在于韩愈尊崇孔孟之道。《新唐书·韩愈传》说得很明白:“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清高宗更是直截     

《尚书》的德治思想

《尚书》(简称《书》)共25700字。德字出现223次,民字出现274次,奴字仅见于《泰誓下》“囚奴正士”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德很重视,平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奴隶则微乎其微。《书》中德字频繁出现,凡说到开国首领治安之道与王朝丧亡,无不突出德的作用。如说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则分别有“克明俊德”、“玄德升闻”、“黎民繁德”、“咸有一德”、“克明德慎罚”、“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尧典》、《舜典》《大禹漠》《咸有一德》《康诰》《立政》)。说桀纣丧亡,则有“有夏昏德”、“秽德彰闻”(《仲虺之诰》、《泰誓中》)…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庄子·齐物论》篇羼杂文字辨

本文以为“夫道未始有封”及“故昔者尧问于舜”二节,乃《庄子》书外篇之羼入于《齐物论》者。对“夫道未始有封”一节,曾有庄学家认为其应属外篇,但论之不详、不深;而对于“故昔者尧问于舜”一节,则未有庄学家疑其非《齐物论》文也。本文从语体风格的辩析上,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以及上下文在意旨及语调的衔接这样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