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发现千年木版画

一批有近千年历史的辽代木版画，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被发现。这批木版画中，一幅辽代“鹰军图”被考古专家认为是稀世珍宝，填补了中国军事考古的一项空白，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乃至整个北方民族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摘自《齐鲁晚报》) 内蒙古发现千年木版画@民讯     

湘西里耶古城遗址展示概念设计探讨

在合理保护原古城遗址的基础上对核心遗址及遗址周边控制地带环境进行提质改造,并加以合理应用.依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充分利用古城历史资源,通过遗址本体展示,结合相应的展示手段与考古遗迹现象解读,让观众直接了解战国、秦汉时期迁陵作为县城的布向、功能与历史发展等相关信息,了解古城存在形式与历史意义.里耶古城遗址展示创新研究思路:在保护的前提下,根据遗址的内涵,强调出遗址展示设计主题性;合理地结合现代科技展示手段展示和诠释遗址,增强考古遗址的观赏性与娱乐性.     

它实证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从未间断 通古斯巴西古城小记

在今阿克苏地区库车、新和、沙雅一带,塔里木河北岸分布着一系列的古城、烽燧遗址。在众多的遗址中,通古斯巴西古城地位尤为突出。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农场西南4公里,始建年代为4世纪前后,延续使用至辽宋时期。从遗址的形制和规模来看,它应为唐代所建的该地区一处高等级中心城市。此城现状保存较好,城墙东西长250米、南北宽230米,平面呈方形,城四角均有伸出的角楼,城墙四面都有马面,南北两面有瓮城。     

内蒙古发现新属恐龙化石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1月 2 3日电 (记者柴海亮 )中国古生物学家今天向外界宣布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盆地发现镰刀龙类恐龙的一个新属化石 ,并被专家命名为“内蒙古龙”。“它至少有 14个颈椎 ,是目前已知脖颈最长的镰刀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著名恐龙专家赵喜进对这具恐龙化石进行研究后认为 ,脖颈长是它与目前已发现的镰刀龙的主要区别。古生物专家依据蒙古龙化石推测 ,它的脖颈大约有 0 7米长。1999年 8月 ,内蒙古地质古生物研究中心专家张晓虹、谭琳等人在内蒙古苏尼特左旗赛罕高毕苏木境内发现了这具恐龙化石。张晓虹…     

由《辽史·地理志》看辽代地名命名方式及其特点

<辽史·地理志>向来以其粗疏为学者们所诟病,故前贤考证、订补的论著甚多.而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其对辽代的建置有很丰富的地名渊源解释且有一定规律可寻,可据其从整体上探考辽代地名的命名方式及特点.这一课题尚无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辽代地名通名、辽代地名专名、辽代的侨置与沿袭地名、辽代的美愿地名与重复地名四个方面对这个课题作了初步探讨.     

黄陵发现九座古城遗址

地处陕西黄陵县桥山被誉为“中华圣城”的“黄帝古城”实际上只是民间传说中的“黄帝黄城”的“中宫”。近日，潜心研究轩辕黄帝暨炎黄文化的李延军，依据古“龟书图”在桥山周围八个方位，先后发现八座仰韶文化古城遗址。这八座古城遗址分别是桥山西北方向的韩原遗址、西...     

论辽代皇族

作为一个特殊的血缘集团 ,皇族在辽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本文对辽代皇族的范围进行了考释 ,探讨了皇族的发展及辽王朝对皇族的管理情况 ,并重点分析了皇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由皇族在辽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看出 ,在辽王朝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中 ,仍保留有较重的血缘因素。     

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

所谓“辽代石刻”，是指辽代人到凿在各种石材上的“墓志铭”、“经幢”、“石经”、“塔铭”、“哀册”、“题咏’等。这些石刻文字均为辽朝当代人所撰写，因而所记当朝史事均较真实可靠，且很多为《辽史》等文献所不载。鉴于此，本文仅举辽史研究中的十个专题为例，就其在辽代石刻文字中的反映。以说明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1、辽代石刻中的政治经济有辽一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的于《辽史》及其他文献中有记载，有的或记之错漏、语焉不详，或根本不见文献记载。若查诸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则多有补正。如辽朝与北宋交战数十年，…     

辽代南宰相府探讨

辽代北面官系统设有北、南两个宰相府。这在契丹民族史和辽史中都是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拟对南宰相府的设立、职官设置及这个部门的职能做一粗浅探讨。一、南宰相府的设立在辽代北面官系统中，南宰相府是一个重要部门。《辽史·百官志》将其作为与北宰相府相对应的北面朝官机构记载下来。但是，关于这个部门何时设立，甚至其主管官南府宰相最早设置于何时也难觅其踪。“宰相”这个职官，在契丹本族的职官中是没有的。辽代北面官系统的宰相职官，应当说是契丹族在与中原封建皇朝长期交往中继承、改造传统官制的结果。《辽史》修撰者音译了许…     

五国城·三姓·依兰

五国城·三姓·依兰依兰地处黑龙江省东部，有两江一河（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从县城流过，依兰是辽代五国部之五国头城──越里吉城之所在。提到五国头城，人们自然会想到北宋的两位皇帝（徽宗赵估、钦宗赵桓）在这里“坐井观天”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二帝被女真人囚...     

辽代外命妇制度探析

外命妇是命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的外命妇制度,沿袭唐朝制度,造就了辽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对辽代外命妇封号及其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了解辽朝上层妇女生存状态的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研究辽代统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略论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及演变

辽代鸡冠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辽代历史,并随辽亡而消失,具有鲜明的辽代风格,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本文以辽代鸡冠壶的形制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形制分类、实用功能及演变关系进行探讨。     

略论辽代鸡冠壶的形制及演变

辽代鸡冠壶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辽代历史,并随辽亡而消失,具有鲜明的辽代风格,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本文以辽代鸡冠壶的形制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形制分类、实用功能及演变关系进行探讨.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美国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经验

美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运动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社团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历史较短等各方面原因,美国的小型文化遗产并不是特别丰富,因此它的保护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历史遗址、遗迹及自然遗产的保护方面,并主要以国家公园的方式进行。此外,在欧美各国中,美国对民间风俗习惯等无形文化遗产的关照应该说是较为超前的。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

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刘浦江指出：“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从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为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祗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     

这里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关联 小恩达遗址管见

<正>小恩达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市北边的昂曲东岸台地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1980年5月，当地群众在此搞农田建设时发现了此处遗址，后遭到严重破坏。1986年8月至9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小恩达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工作，发掘了2个探方和1条探沟，发现3座较为完整的房屋遗迹、1处灰坑、5处窖穴和1座墓葬，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对该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了初步了解与认识。小恩达遗址是西藏东部地区继卡若遗址之后，经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它的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旧石器传统接近 卡若遗址管见

<正>在202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大会上，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33项入选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卡若遗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华远古文明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时代标志最明确，遗物和遗迹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人类迁徙及其与黄河流域文明联系、探寻西藏区域文化起源和发展之谜的可靠信息来源。     

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