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杀嫂"辩

《水浒》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所提供的人物群像不仅鲜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谱系,其影响所及直抵近现代文学,如《红旗谱》之朱老忠等."梁山好汉"作为价值参照深入民心而且渗入文化层隙,它所呈现的同时亦为国民普遍接受的是阳光和亮膛的个性,诸如锄暴扶弱、彰明道义、持节守信、行侠仗义.倘若在这些个性面前竖一女性的镜子,则彼等又现出别样的折射和这别样折射中的别样异趣,譬如武二与石三.同为梁山步兵统领的武松与石秀,其姓氏符号即显其硬朗,但其生命中所交往的二位女性的姓氏却同具水性的流滑.虽说学界向有本《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潘妃事与元末潘元绍兄弟说之争,但《水浒》作者对潘姓女子没有好感当属无疑.而能将武二与石三在这点上链接起来的当是"杀嫂".     

《水浒》“杀嫂”辩

《水浒》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所提供的人物群像不仅鲜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谱系,其影响所及直抵近现代文学,如《红旗谱》之朱老忠等。“梁山好汉”作为价值参照深入民心而且渗入文化层隙,它所呈现的同时亦为国民普遍接受的是阳光和亮膛的个性,诸如锄暴扶弱、彰明道义、持节守信、行侠仗义。倘若在这些个性面前竖一女性的镜子,则彼等又现出别样的折射和这别样折射中的别样异趣,譬如武二与石三。同为梁山步兵统领的武松与石秀,其姓氏符号即显其硬朗,但其生命中所交往的二位女性的姓氏却同具水性的流滑。虽说学界向有本《南史·齐废帝东…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论金圣叹对“水浒三杰”的钟爱及其原因

人物评点是金圣叹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评点中最精彩的内容 ,而在对诸多人物的评点中 ,武松、鲁智深、李逵 ,是金圣叹心头笔下最钟爱的三位豪杰。“水浒三杰”是民间文学长期酝酿积累 ,又经过《水浒传》作者加工而成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受前人对《水浒传》评点影响的金圣叹看来 ,典型的人物形象是小说魅力之所在 ;再加上金圣叹狂放不羁的个性和对所处黑暗现实的不满 ,以及“独恶宋江”等 ,都导致了他对“水浒三杰”的钟爱。     

共入临川梦中梦——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1998年,多卷本<吴宓日记>发表.吴宓先生1919年3月日记,披露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之"至情"说.陈寅恪先生诗学中,强调"古典"为旧籍出处,"今典"为当时事实.<昊宓日记>之新资料,使寅恪先生<诗集>中若干与牡丹事及汤显祖相关的"古典"豁然通解.对陈寅恪先生研究中这一新课题的探讨,增进了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的认识.     

金圣叹的个性与他的《水浒》点评——对金批《水浒》几个问题的重新思考

金批《水浒》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和金圣叹研究的焦点:金圣叹对《水浒》创作动机认定的矛盾说法,对《水浒》人物令人费解的点评,对《水浒》文本的随意改动。金圣叹点评《水浒》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把鉴赏作为个人心灵的一种寄托形式,使评书成为自己的艺术再创造,表现了显著的“创造性的背离”倾向,在阅读和点评《水浒》时表现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容与其间”、率性而为、潇洒随意的才子品性。金批《水浒》中三个问题的出现并非金圣叹有意为之,而是其率性任情、狂放自然的个性使然。     

《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

受春秋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君子概念.<左传>"君子日"系对所载人物史事所作的史论.<公羊>、<敷梁>二传则多假君子的名义作解经语.虽有如此不同,但它们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内容.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     

《老子》"事善能"辨误

<老子>八章(王弼注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事善能"句,帛书甲、乙本均同.古今解<老>者,皆以此"能"字为能力、才能之能.如:"能方能圆,曲直随形"(河上公注)、"善于使自己作事有能力"(秦维聪<李耳道德经补正>123页,中州占籍出版社.1987.)、"处事要像水那样有力"(黄瑞云<老子本原>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做事善于发挥能力"(戴维<帛书老子校释>98页,岳麓书社.1998.),等等.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