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从礼仪的角度认识民俗的社会功能

民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社会功能包含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这些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而从礼仪的角度认识这些功能,更具直观性,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俗社会功能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应用于有关的学科研究.     

论百年中国文学个性主体意识的历史消解过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追求,先后经历了一个由个性主体意识到集体主义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导致中国现代作家轻易地放弃了自身的社会精英立场,进而去义无返顾地依附于抽象的民众群体,这里面既有政治干预方面的因素,同时也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将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充分地加以展开,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令人深思回味的重大理论命题。     

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天命意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天命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有一个独特而又深刻的天命论传统。对于中国思想而言 ,天命不是起源于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发源于民众的生活 ,它体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就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的秩序。中国思想认为 ,天命并不具有人格性、意志性 ,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因此 ,天命被理解为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的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秩序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它 ,这样的政治就是无为的政治。“忠君”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恰当的理解。     

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

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在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下,传统所谓正史、野史、文献与口头传说等概念具有某种同等的含义。民间传说是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透过史料考古的分光镜,可以从这些承载民众历史记忆的文本和符号中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

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却更多地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日人放毒谣言密不可分."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风潮中,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乱频频发生.民众对自身环境安全也产生极度担忧,种种对食物的怀疑在坊间漫延,整个上海下层社会陷入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在这些普罗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我们所熟悉的"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时间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特定的自然一人文条件下，古代荆楚民众以阴阳五行的观念理解自然节气的变化，将自然时间赋予伦理属性，并根据时间的善恶采取各种对应措施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依靠信仰与社会力量保证人生通过一个又一个时间关口。《荆楚岁时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南朝荆楚民众过节度厄的年度历程。     

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

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我试图以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历史及人类学中越来越多的有关各种表演和戏剧的著述的观点,对民众文化这一论题作如下解释。 义和团与中国大多数“秘密会社”有所不同,它传布一系列高度公开的礼仪活动。这些礼仪活动是从中国民众文化中其他一些公开进行的礼仪活动——最重要的是在集市和庙会上表演的降神附体和演练拳术——那里借来的。公开地表演这些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     

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完善民众经济权利

方竹兰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可以看到,民众经济权利的不完善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加强人力资本产权保护,是完善民众经济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完善民众人力资本产权上下工夫。罗润东认为,科学地把握“劳动—资本”关系,是理解人类工业化阶段社会和谐的关键;当代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实质是凸显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加速了劳动力群体的技能分化。汪洪涛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程序公平应该成为制度公正和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核心。     

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

知识分子由于其体制内受教育的知识背景、据守知识(作为历史权威表征物的知识)的牢不可破的信念,使他们在对社会进行审度和批判时往往戴上一副服从主义或是标榜价值中立的知识面具。前者使知识分子跻身于权力机构及其名下的参政议政网络,实际承担起权力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运作,对匿名的集体压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者虽然表面上使知识分子脱离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推销商转变为一个“去政治化”的书斋研究者,甚至主张不受惯常逻辑约束,对社会进行质疑和批判,终至被道德法庭判定为知识暴动主义者。但他们以民众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理念已经清晰地证实了他们希望高高地站在民众之上,以另一种知识权威——民众的灯塔——的口吻发话的意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可以归纳为对一种译介的欲求,即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自身的“聚焦”功能,将散置于民众中的、不成体系的思想断片用一种经过严密逻辑整合的语言重新言说,从而达到民众被开发—被理论化—被接受的社会效应。     

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学分析

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土地制度变革,大多经历了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平分土地、结束土改等不同名目的群众运动。从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来看,这些运动并未构成一个层层深入的渐进过程,而是具有相似的程序和内容、呈现出相似的运作特征,历次运动均包含着资源再分配、权力调整、精英监控、民众动员等要素,这彰显了一种与常规行政渠道不同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借助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党和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乡村民众动员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但这种动员和治理却难以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

目前,在很多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事件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一些个体事情所引发,且很多参与事件的民众与这些个体事情本身并没有关联,呈现出"旁观者成为闹事者"的景象,形成了群体性事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其实,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那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聚集的各种矛盾在寻找一个宣泄渠道。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必须要构建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渠道,执法机关及其他机构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要能够有效地控制民众情绪。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灾荒频繁,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政府为了救灾,向国内外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为了保管这些资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严格管理制度,并对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可是社会保障资金流失仍然非常严重。其原因是政府的专制独裁,特权阶层可以从容地套取社会保障资金而不受任何制裁,监督机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职能薄弱,大小官吏大肆贪污,社会保障资金严重流失。     

十六国时期南人北徙刍议

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由于北方多战乱,社会动荡不安,民众为了避祸纷纷徙居南方。毫无疑问,此时移民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流动。但是作为"逆流",也有一部分南人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徙居北方。这些人中既有宗室大族,也有下层民众。作为下层民众,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徙至北方,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实践者;作为宗室大族,他们的北上虽然不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局势,但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的转变上看出当时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国民素质与科技兴省

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国民素质与科技兴省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企业文化和区域文化建设来提高国民素质,以利于科技兴省战略目标的实现.国民素质问题在科技兴省战略中的重要性国民素质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提高国民素质,既是实现科技兴省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又是科技兴省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国民",既有"国民经济"一词中"国民"的含义,又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民众.国民素质就是指国家和这个国家民众的品质及基本特性.国家可以区分为不同地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素质;国家还可以分解为不同单位,不同单位也有不同的素质;民众也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这样,     

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

所谓“福医”、“时医”指的是历史上一些主要依靠“运势”从事医疗的民间医人,其医术不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一在于古代医人整体水平长期徘徊于一个比较平庸的层面,使得患者既离不开医人,又在求医过程中怀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和神秘主义观念;二在于古代医人的水平缺乏客观权威衡量标准,助长了患者择医时的撞大运心理。这一现象贯穿于唐以来的中国历史。在缺乏详尽医案史料的情况下,以民众求医心理为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大致把握古代民间医人的整体水平,并且对古代民众生活质量有进一步的了解。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