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中国政治史的文化审视——再读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从甲午到辛亥,中国内部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激烈的革命派,二是温和的君宪派,三是袁世凯的实力派.武昌起义后,第二、三派势力也倾向于推翻清廷,于是清廷颠覆成为必然.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文章主要对百余年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检视,勾勒出晚清政治史视域内的洋务运动史研究脉络。纵观其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学术＂冷宫＂、洋务研究＂热＂潮、冷却后的再出发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否定肯定之起伏转变,亦成为洋务运动史研究自身迂回曲折命运之缩影。     

“史”“志”关系辨析

地方志与历史学历来有“同源异流”的密切联系,同时两者间的关系研究一向又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地方志自身性质定位不明.而今,地方志“资料性文献”性质之说逐渐为方志学界所认同,这是对史志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分析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志的本质特征、地方志与史学研究的不同结构、中外史学研究发展过程及态势等几个方面,对史志关系作了梳理分析.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以史为鉴再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危”与“机”

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可以说是各体系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共识,而无论是需求供给还是剩余价值都是理论上的,由于环境的限制我们无法将理论结合现实。但古语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本文主要以对经济危机为线索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叙述为主,并做简要论述。     

中国区域政治的历史演变及区域政治史研究的思考

讨论中国历史上区域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叙事逻辑,脱离不了先秦时期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实境。秦以后王朝政权的政治结构、族群关系等变革,引起了区域政治形态的变化。历史上区域政治形态的表现与变化,既受先秦抽象的无远弗届的天下观念的持续影响,也受抽象的“天下”变为有一定的相对明晰的空间范畴或王朝政权日益“统一”化的现实政治环境的作用。历史中国的区域政治形态表现多元,区域政治的流变性特征突显。明晰历史上中国区域政治的演变轨迹,可更深入理解区域政治史研究的土壤与空间所在。区域政治作为区域史研究的专门领域,应在结合学术界关于区域史研究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区域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深化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区域政治史是从区域的视角分析历史上人或集体在某一特定时间、空间的政治体系中运用影响力的过程,重点研究政治何以成为这一区域的关键要素或显著特征的原因及过程,人或集体运用影响力的具体行为、后果及变化的复杂内容。作为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政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透视政治这一人类文化的重要领域在区域“整体”形成或构建历程中的复杂表现,进而审视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与多元分合的立体面相。     

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社会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所谓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的标志下,不仅体现出一些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和相邻学科对话的平台。但是,关于社会史今后的开展,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还需要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式与表达途径等问题。这些,都是今后的社会史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     

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抛弃西方中心论、重新估算中国历史上经济总量也为学者所重视。宋代由于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对宋代的经济总量进行估计。但是,当这些估算还在学界进行讨论时,其结论却因为传媒而在学术界之外迅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放大,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论、"二分之一"论,更有所谓的占世界80%的说法,宋代经济之辉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由于这些说法基本无科学性可言,学术界向来未予置评。但考虑到它们经过一些媒体有欠慎重的广为传播,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误解,以致严肃的学术研究被娱乐化,本文通过回溯以上数据的理论背景及其产生方式,揭开"宋代GDP神话"的神秘面纱。作者认为,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     

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

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故事,一直是各个论域经常择取的例子。以江南为区域的研究,既是社会史、文化史的路径,也是构建总体史的一个有益取向,从区域变动与发展中呈现国家史,而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在区域历史中得以体现。同时,江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     

是说教,还是“著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20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以日本为中心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一度沉寂的中国外交史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再趋活跃.但由于受限于方法论上未对中国视角予以足够重视,以及中国自身档案利用上的不足,有关中国外交史的实证型研究仍不多见.笔者认为,通过整合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与以往从外部展望的中国历史,将会形成崭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只有这样,由全球化、地区化等主要元素构成的目前的中国外交史才能成为具有历史视野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外交史及以中国为舞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审视了研究史上的成果和课题,并结合近年来史料利用等研究环境的变化,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近代经济史上的GDP研究似有升温趋势,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有碍于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进行跨国家、跨社会的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和估算的思路进入了误区,偏离了GDP的规范定义。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中的具体方法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运用计量模型推导GDP,对于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和基础性数据的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普世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会造成以下的结果:(1)会以不规范的偏离程度很大的GDP数字来不恰当地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2)掩盖了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3)掩盖了中国古代市场十分有限的事实;(4)掩盖了市场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异。社会转型的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在很多时候,GDP并不能成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环境史研究：历史视角与“环境基座”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主线,并将环境作为历史舞台、地理依托进入历史,将能看到历史的演变,不再只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而是在“环境基座”上有更为丰富多彩的样态.在全球环境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环境史研究将为人类发展“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