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明末儒家基督徒的天观重构及其意义

在明末天主教对儒家传统天观形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奉教儒者从思考自身问题出发,自觉反省儒学之得失,融会儒耶,重新诠释传统天观,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畏天爱人"之学."畏天",标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祈向;"爱人",则表明了一种对仁爱的全新理解.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重构,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等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某些偏弊,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还有激发我们深度思考亟待解决的现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独特价值.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     

鲁迅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

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儒、道、墨、释持有不同的态度，展示他对基于儒家传统思想的封建礼教以及儒、道之下而形成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对佛、墨思想，鲁迅更多地持一种积极评价的态度。但是作为文化传统的社会思想，它的演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耶儒人文主义的会通与转化--以西恩《人：新人文主义》与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为例

耶儒双方人文主义的相通之处有三：（1）双方的人文主义都是在面向终极实在的层面上,关注着现实世界中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2）双方的人文主义都在终极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文主义,人们不仅可能实现自己的潜能,甚至可以带领整个宇宙万物走向完全;（3）双方的人文主义都主张通过拥抱世俗社会,在世俗社会中实现宗教、政治、文化的理想。此外,基督宗教的位格思想可以帮助儒家从简单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中走出来,促进中国文化中民主科学精神的发展;而儒家人文主义的天人合一旨趣,可以帮助基督宗教世界消解现代社会中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     

古代朝鲜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

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对古代朝鲜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对于古代朝鲜女性的文学创作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传统文化.本文对古代朝鲜女性社会生活的文化背景、女性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及其艺术表现形式来考察儒家传统思想的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探寻儒学的思想源头——"先秦儒学基本特征和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先秦儒学是儒家学术的思想源头.这是由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和思想精华所决定的.首先,先秦儒学具有开放性特征,能够充分吸纳包容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才有了后世儒学能够与道、佛、耶并行不悖.其次,先秦原儒精神中原本包含仁和礼两个方面,后世儒学中重于内在道德和强调外在规范两路即由此所开出.再次,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与情意融融,这奠定了中国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格调.最后,先秦儒家对中国古代文本的整理和保存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否则中国悠久的 文献传统根本不会形成.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论朱有燉杂剧中的儒释合流现象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后积极与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融合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戏曲.本文将以明代藩王朱有燉的杂剧为例,分四个部分来探讨明初政治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儒释合流现象.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仁爱、兼爱与博爱——儒、墨伦理文化与基督教伦理文化比较

仁爱、兼爱与博爱分别作为轴心时期儒、墨、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三家思想在追求和平、注重践行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从其各自特性上分析,三家之爱在基本立足点、发生逻辑、爱的超越性等方面上又有各自独特之处。综合比较各自特点,我们应着重挖掘儒家仁爱的精髓,从本体与功夫和可行性方面探索"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关系,证明儒家仁爱的宽博性,从而重新认识和定位儒家的仁爱思想。     

论董仲舒的文化贡献

董仲舒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风云际会的一代儒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建构的高度审视,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广阔视野考察,董仲舒对传统文化气象宏富的样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这主要体现为:执著于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将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由空想变为现实;援阴阳五行人儒,系统地建构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作了理论阐释,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设计了文治政府的蓝图。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复杂适应系统视阈下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探究——从西学东渐到中国文化走出去

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有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交互、聚合、不确定性、涌现等特征。本文以明末西学东渐中的耶儒对话为例,探讨作为复杂主体的双方如何相互适应、如何共同演化后发现,耶、儒两种文化面对杂芜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交锋、争辩、反馈加强了它们各自存在,也给双方的发展带来了变化的张力,从对本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深刻反思中看到了不同的"我"与"你"。从现实意义上,这种文化相遇后动态而复杂的互识、互释、互适的认识,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异质文化间的互动等问题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