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部落

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以前,人们氏族、部落不分,部落、部族不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讲到氏族语言发展为部落语言,而后部族语言、而后民族语言。学术界以此类推。认为氏族先于部落,有人甚至将氏族和部落视为两种历史形态或两个历史形态的民族共同体;还有的人反对称部落为民族,认为“部落不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之内”。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正确认识维吾尔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兼谈人种、氏族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认为《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歪曲了维吾尔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章通过对人种、种族、民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论述,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正视维吾尔族的社会发展史。     

民族形成八谈

笔者在《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驳议》一文中,否定了“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这个命题和“部族”理论。这就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民族是何时形成的?是否应当承认民族从部落发展而来?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论中国古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民族法制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中国法制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门专史。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虽然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大不相同,但无疑都建立了民族法制。 众所周知,民族是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历史现象,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民族就开始形成。传说黄帝的后裔在进入黄河流域以后,逐渐同夷人部落和羌人部落结成新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已超出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开始融合成华夏族。经过迁徙和融合,以华夏族为基础,融合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许多民族,到秦     

共产主义道德应作为人民调解的依据

司法部顾启良同志在第二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调解应当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到依照国家法律、政策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调解。”共产主义道德是人民调解的依据,这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发展,笔者试作初步探讨。 (一) 道德在历史上就一直被作为调解民间纠纷的准则。社会分工便产生了单个家庭与民族、胞族、部族或部落联盟间的矛盾,使人们产生了调解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论点摘编

非社会契约论何志鹏在《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5卷第1期撰文认为,从历史上看,主权是习惯形成的,而不是社会契约造就的,人们既没有在实际上也没有在情感上接受过任何有关社会组成的契约。所以,人的同意和权利并不是主权产生的原因。国家是在人的群体———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     

试论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

民族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它们形成于何时?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之后二者之间有无联系?通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学习,我对上述问题有些粗浅的认识,现整理成文,以就教于学术界。一这里我们先讨论关于民族和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民族先于阶级和国家而产生,因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野蛮期的最高阶段,而国家形成于文明期之初。①有人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形成的,民族是由部族发展而来的。②笔者认为,应该把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要素看作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与阶级、国家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存在。     

关于原始民族的几个问题

本文试图说明民族最初形成于原始社会。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明确的、肯定的,我们应认真研究;第二部分说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原始民族;第三部分说明原始民族与部落、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区别。     

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由广义文化上的许多共同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已不是以原始氏族部落为单位的单一因子的组合,而是由众多种性部落民族在分分合合,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长期演变形成的包含多种因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由于各民族在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生存方式,以及和周围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思想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交往程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在广     

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产生歧义之关键

蔡元培1926年发表的论文《说民族学》揭开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序幕,已为学界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对学科定位意见也不尽相同,这对学科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学科史的视角回溯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探究歧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把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构成部分——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二者分割开来认识,显然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关键点。     

谈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最近黎澍同志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见《文汇报》1986年12月2日),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是暴力、战争征服。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据我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和平与战争的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两者相辅相成。但无论从时间或空间来说,和平方式是主要的,由此促成了各民族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你来我往,取长补短,融会结合,求得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这里尽管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都出于本民族意愿,产生了相互吸引的凝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民族生成与民族关系模式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不管什么民族的形成途径和形成时代与众不同,但氏族和部落的互解、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是所有民族生成的起点。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在促成这种互解和转化过程中以及在推动民族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民族的生发相适应,人类社会形成了接受型、排斥型、融合型等三种民族关系模式。     

试论契丹大贺氏时代“后族”问题

契丹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隋唐进入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出现了内部较为稳固的政治联合体。在此过程中,出于整合部落力量的考虑,借助北方民族传统的世代联姻形式,契丹族出现与大贺氏首领家族固定通婚的内稽部孙氏（审密）家族,可以视为当时的“后族”。这一群体出现之后,对当时契丹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大贺氏联盟阶段“后族”问题视角可以看出,契丹族的民族意识在进入联盟阶段之后不断觉醒,开始向营建传统北方民族政权过渡。     

关于美国宪法的思想渊源

过去,关于美国宪法的思想渊源,人们一般认为是新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近年,卡斯尔顿州立学院的布鲁斯·伯顿通过研究易洛魁人发现,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与美国宪法体现的思想,存在着一系列相似之处。伯顿指出,在第一个把殖民地有效地联合起来的文件——《邦联条例》中,曾称呼这个联合体为“友好联盟”,这是易洛魁人称呼他们的联盟的术语。易洛魁联盟的五个部落都实行自治,每一部落本身都是一个专制共和国,都在联盟议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帝舜与我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

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即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之前,有一个把植根于氏族民众之中的部落管理机关逐渐蜕变为与民族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的文明国家形成前夜的早期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自帝尧登上华夏部落联盟的最高职位以后,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逐步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帝舜即位以后,华夏部落联盟管理机关从适应掠夺性战争的军事民主制朝组织社会生活和调解部落矛盾诸事宜的职能方向转化,并使之逐步具有了早期文明国家的种种特征。     

释“前氏族部落”——兼驳“后氏族部落”

彭英明同志的文章《部落产生及其浅探》(下简称彭文)对我在《论部落》一文创用的“前氏族部落”一词提出异议,认为只有“后氏族部落”而没有“前氏族部落”。现释于后,作为对此问题的讨论。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的形成问题

关于什么是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第一个作过专门论述的是斯大林同志。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一书中指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四个基本特征为基础而产生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四个基本特征就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民族文化共同特点中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是说,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必要的特征,才能成为一个民族。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