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拈来无不是”——古典文论探微之一

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时,曾反复指出“信手拈来无不是”的艺术妙处。如“这二回文字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六回眉批)“种种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     

“传神笔墨足千秋”——古典文论探微之二

植根在民族生活土壤之中的文学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前文学创作中引进、吸取了许多现代派创作手法的同时,仍不能改变我国文学创作总的风格。这固然是受着社会生活决定和制约,也和文学本身的继承和革新有着密切关系。如同瑰宝似的古典文论,只要你认真阅读,就会惊喜地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闪耀着辩证的光华。因此我们在把握现代意识的同时,仍需要认真整理、挖掘文学理论遗产中的“真理颗粒”。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古典文论探微之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一段话主要是说明作家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为什么必须“入”又必须“出”的道理.其实,入与出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在文学欣赏上,也有一个善入善出的问题,也同样充满着艺术的辩证法.文学欣赏究其本质,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也具有审美感受的一般特征.但文学欣赏又与一般的审美不同,一般审美是以现实生活中实有的客体为观照对象,而文学本身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古典文论探微

文学表现情感的提法,在西方出现很晚,在我国则发轫很早。在我国古典文论中,十分强调文学创作是因为作家受外物所感,而激起强烈的思想感情所致。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情感的性能是多元化的。在创作的不同阶段,它的表现形式和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     

我国古典文论中三“味”之比较

"味"作为审美鉴赏的范畴,成于"文学的自觉"时代,它在进一步发展中形成各有特色的"余味"说、"滋味"说和"韵味"说。针对它们之间的比较,不仅要找出它们形成、发展的线索和关系,还要指出其成"味"的条件和追求的效果。在比较中说明文艺审美中的"味",需要"寻"和"品","寻"和"品"的目的、条件。     

古代文论之“通变”论

“通变”语出《文心雕龙》,是刘勰以《易》之发展思想为指导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概念,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论在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上研究的最高成果。中国古代文论“通变”论由产生、发展,而至成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艰难而卓绝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和观察“通变”论的发展及得失,对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艺思想,深入探索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     

慈湖先生之“人”论探微

传统儒学特别关注的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宋儒慈湖先生承继这一大传统，十分注意使人超越个体坚壳的局限，从生理人提升为心理人；然后超越仅仅关注自我生存状态的个体人，转化为建立在“类”的存在方式上的社会人；最后，慈湖先生特别要求人们从仅仅追逐己利己誉的自私人，转变为视天下万物人我“无一物非我”的大公人。这构成了慈湖先生完整的人论。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辩考

“言”和“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言”和“意”的关系主要是指语言能否准确无误地描绘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表达作家的主观意图或思想情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儒家认为“言能尽意”,道家却认为“言不尽意”。魏晋至唐宋的理论家也各执一端,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虚实、形神、意境等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认为“言”“意”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与虚实关系、形神关系、意境关系同根异脉,血肉相连。     

唐代文论“自然”论

唐代文论"自然"范畴的内涵可以从美学追求、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予以概括。美学追求方面,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是唐人最高的美学追求;创作论方面,唐人以"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并认识到"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中艰苦卓绝的锤炼;风格论方面,唐人以为,"自然"是一种以"不露造迹"为主要特征且容涵"绮丽"、"怪奇"、"平淡"的诗文风格。文论史上,唐人首次将"道"与"技"联系起来论述,认识到构思创作中的锤炼是作品"自然"风貌和自然浑成之美的产生基础,肯定了"人为",丰富了"自然"的内涵。这标志着唐人走出了六朝文论的思辨氛围,开始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是"自然"理论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自然"理论的讨论范围与体系建构。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曲“丽”论

"丽"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的重要美学范畴。在戏曲"本色论"视野中,褒扬"藻丽"者视"丽藻"为曲文之根本;而非议"藻丽"者反对曲词过分文饰,认为修辞太甚,会掩盖自然本色。戏曲是否应该"藻丽",关键在于能否"自然而然""天然入妙"。在戏曲"才情论"视野中,高扬"丽情"者重视文才,认为文才有助于语言修辞,从而生成和表现戏曲的形式美。他们体味了"辨丽本乎情性"的内涵,认识到没有充沛的情感和审美诉求,则不能创作出丽曲,"丽情"的关键在于"适度"。在戏曲"南北论"视野中,曲论家以"清丽""流丽"和"雄丽""爽丽"等区分南戏、北曲的不同风格,揭示了其形成的不同原因,把握了受众欣赏时的不同美感,体认了两种"丽"美质性的不同,并比较了其得失。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论探微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论探微张庆民一、导言西方古典美学史上自柏拉图至黑格尔，都强调味觉与审美无关。柏拉图说：“美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如果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微笑柄”（帕拉图文艺对话录；）。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说：“与美关系最...     

攻心“五部曲”

小学时期是孩子长知识、长身体、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阶段,也是其人生观与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阶段,可谓是身心健康发展的黄金时期。可是这一时期的小学生因面临着生理与心理上的急剧变化,加之社会影响、     

“托物取象”与诗性言说——论古典文论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影响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古典文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范.他强调直觉感悟,善于营造意象,运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传达阅读感受,形成“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形式自由,短小精悍,文字飘逸、饱含诗情,形成了诗性言说下的散漫文体与诗意语言风格.     

论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直觉论”之异同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西方哲学流派之一。现象学的方法与分析哲学的方法以及辩证的方法，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广为人知的“三大哲学方法”。胡塞尔奠定的现象学方法，经由海德格尔、梅劳——庞蒂、萨特等许多现象学家的努力，发展成为对西方思想理论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现象学运动和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主义。二者又共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得以孕育的母胎。诚如后现代主义大师伽达默尔所言，胡塞尔的现象学对20世纪的哲学转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方法是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基点来思考问题的全新方法论。它…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

“清”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和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玄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审美趣味的细微差异,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前期以“清省”为主,而后期以“清丽”为主。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之“厦”——《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评介

<正> 哦,这是一座多么宏伟壮观的大厦!读过《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贾文昭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类编》)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类编》的编者不仅是辛勤的工匠,耐数番寒暑,从卷帙浩繁的经籍注疏、书目提要、碑文别传中探奥勾玄,摄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而且更象独具匠心的建筑师,构建了一座浑然一体、巧夺天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