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ad and Profound, Continue with the Past and Open up the Future： FENG Qiyo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Ni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集诸家之评成一家之言的《红楼梦评点研究》

在红学研究领域,门派林立,成员繁杂,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众多的新论中,刘继保先生的《红楼梦评点研究》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学术价值的红学专著,显示出当前红学研究产生了一种向红学评点学捩转的倾向。这一新的转向,是红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红学生命力之根本所在。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与“百年红学”

今年是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1 8世纪中叶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 ,脂砚斋就开始了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评点———即研究工作。 2 0世纪开始 ,《红楼梦》的研究走上了科学道路。为了纪念红学研究的百年历程 ,并纪念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河南教学学院学报从 2 0 0 1年开始酝酿策划 ,并于 2 0 0 3年开办了特色栏目“百年红学”。“百年红学”栏目刊发的主要文章采用了“分题综述”形式 ,重点围绕 2 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 4 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的批评方法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蒙古族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哈斯宝，根据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择出两玉之事，节译为四十回”，名为《新译红楼梦》，并按照他所节译的四十回本加以评点，又撰写了《序》、《读法》、《总录》三篇文章置于书前书后。书中四十回回批和三篇文章的汉译本名为《（新译红楼梦）回批》①。小说评点，是我国古代传统批评方式之一。对《红楼梦》进行评点，更是历史悠久，人数众多，以至形成红学中的一大派别——评点派。哈斯宝在其中是较有成绩的一个，而这与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关系极大。第一，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并用美学批…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四

新时期红学三十年可谓成就斐然,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吕启祥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等研红著作,荟萃于《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之中。吕启祥的《红楼梦》研究以人物形象和艺术美研究为主,尤重体悟而能精微洞达。她对作品的体验、思辨和分析始终围绕着一个终极目的,即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红楼梦》在北欧之译介源流考

《红楼梦》在欧美的译介和传播已逾两个世纪,然而鲜有文献提及它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译情况。随着近年来海外红学新文献的发现,北欧五国的译本逐步浮现于中文学界,展现出不同于欧陆的另一幅传播图式。芬兰文《红楼梦》为迄今所探知的该地域最早的翻译版本。近来出现的白山人瑞典文译介则为北欧首部全译本。挪威、丹麦、冰岛尚未形成系统的译本形态,但选择性的摘译反映出该地区接受红学的基本路径。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

《红楼梦》评点自脂砚斋以来一直是受到《红楼梦》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当代《红楼梦》评点影响最大的当属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四家评＂,＂四家评＂正广为流传,并受到《红楼梦》读者的喜爱。＂四家评＂不仅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小说评点尤其是《红楼梦》评点理论品格的自我提升,并且有益于当代文艺鉴赏学的建设。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红学研究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问题

红学研究中存在的单纯追求趣味化、泛娱乐化,对《红楼梦》解读的非文学作品化、神秘化以及红学文章(著述)的非学术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界,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低俗、庸俗、媚俗文化风气在红学领域的表现,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传承的干扰和背离。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学术界(红学界)自身存在一些混乱理论没有得到很好地清理,背离了红学的宗旨。《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代表。正确地普及、传承《红楼梦》,正确地向外国人介绍《红楼梦》,这关系到正确地介绍中华文化的问题。我们对《红楼梦》要有敬畏之心,不能任意解构、糟蹋《红楼梦》。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兼与顾鸣塘先生商榷

清代《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曾对《红楼梦》的回目加以拟改，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顾鸣塘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其泰”词条中专门对其《红楼梦回目拟改》进行了评述，认为它“多为败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却认为，虽然它对个别回目的拟改值得商榷，甚至是败笔，但对大多数回目的拟改还是有道理的，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体现了陈其泰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是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I Am Who I Am： ZHOU Rucha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Te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哈斯宝评点《红楼梦》的文艺思想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问世以后,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几百年来,对这部名著的研究、评论历代不乏其人。但是在众多的“红学”评论家中,大多是汉族学者,也有个别满族学者(如裕瑞),却未闻有蒙古族学者。直至一九七四年,哈斯宝的蒙古文手抄本《新译红楼梦》被发现,才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蒙古族“红学”翻译评点家。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人,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土默特一带”。(《新译红楼梦》合校本《出版者的话》)他出身于上层贵族家庭,过着笔墨列案、临窗赋诗、茶童相伴的闲适生活,一生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是一个隐居的“闲散王公”。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郭豫适新时期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郭豫适文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之中,学术史与方法论这两个方面是郭豫适《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其中,红学史方面的新成果是郭豫适新时期之前基本成稿的《红楼梦小史稿》和《红楼梦小史稿续编》的学术延伸,而郭豫适对《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集中关注,尤其对半个世纪来海内外新旧索隐派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的详尽评析和批判,则力图正本清源、廓清迷雾。郭豫适关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然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