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西善藏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闭锁生活的探析

葛西善藏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私小说作家,其创作生涯贯穿日本的大正时代,他不仅继承了日本传统的文学理念"真"与"物哀",并且在创作中融入自己对于艺术和生活的态度,对后世的私小说作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葛西善藏以自身为原型,主要围绕日本大正时代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与内在心理进行描写。葛西善藏塑造的知识分子在艺术、家庭与情感的世界面前选择了封闭的消极方式,正是这些人物形象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所具备的传统因子以及所持有的危机感,使得葛西善藏成为了日本破灭型私小说的代表人物。     

"比抒情诗还要复杂的主观性的文艺"--简论芥川龙之介的私小说创作

大正时期,日本私小说充分发展并兴盛。芥川龙之介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作家,独特的个性、社会环境以及文坛气候使其对私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芥川龙之介通常被定位为冷静、客观、理性的作家,而他创作的《文友纪事》等充满了“诗的精神”的作品,不仅大大拓宽了私小说的创作领域,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芥川。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鲁迅一生中,非常注重和赞扬优秀的日本文学,他曾经翻译过多种日本小说和文艺理论著述,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一年夏天,鲁迅先后译出了芥川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登载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这位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鬼才”,是大正(1912—1926)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就读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时,与友人一起重新出版了两起两落的帝大同人杂志《新思潮》,后来他和菊池宽、久     

中国古代文学观照下的夏目漱石汉诗解读

夏目漱石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汉文学史上汉诗人的代表,其一生所创作的近二百首汉诗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其大.从自幼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巨大影响,到面对西方文化舶来的时代现实,无论是儒家的“经世济民”,还是佛禅的隐遁出世,在其毕生的汉诗写作中,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精神世界的坚守.     

时代的文学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关于晁衡的汉诗

摘要： 晁衡在华的神奇经历和他的汉诗及和歌创作都是值得记述的。他的一首著名和歌的两种中译,竟然被人误作他的“汉诗”。江户时代日本有人污蔑他“叛国”,也有人为他驳诬,如今中日两国人民都深情纪念他。     

“用银镊子翻弄人生”──芥川龙之介走向短篇小说的必然性

在日本文学史上，作为“新技巧派”扛鼎人物的芥川龙之介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名家。他选择短篇形式具有不可抗拒的宿命性。芥川执着转瞬即逝的人生观，这决定了其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是瞬间式的。芥川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大都是固定的、静态的、不发展的，他们在瞬间形成，在瞬间结束，因此无论芥川怎样用语言所讲述的故事去抻长它们，所完成的总恰好是短篇形式。作为理性主义的作家，芥川把对人的诠释浓缩、蒸馏为“利己主义”。表现利己主义并不一定非采用短篇形式不可，但是由于芥川的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典籍，而理性主义的芥川并不关注历史发展的胎动的能量，而只从历史中提炼警句式的思考，因此，短篇成了恰如其分的容器。家庭、血缘、体质对芥川的创作也产生了本质影响。感觉细腻正可雕琢形式，寿命难长才选取短篇急就，体力不支只好放弃长篇巨制。所有这些原因之间，彼此有时互为因果，有时交相作用，形成一股巨大合力，牵引着芥川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短篇小说创作。     

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试析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基调

芥川龙之介历史题材小说选材的新奇 ,构思的精深 ,完全得益于他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别喜好 ,借鉴、移植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风格与情节成为他早、中期作品的主要基调。作者认为 ,芥川从创作初期的《酒虫》到晚年的《马脚》 ,《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 ,完全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本化”。     

论爱新觉罗·玄烨诗的思想内容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s4—1722,年号康熙),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也是一位诗人。他精通汉文,并且谙熟汉诗韵律。他一生留下了一千一百余首汉文诗篇,大部分诗作比较真实地抒发了他的政治情怀,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为,其内容斐然可观。     

以北齐响堂山石刻佛经看《大正藏》文本变化

北齐响堂山石窟《维摩诘所说经》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版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以之与《大正藏》中相同篇目逐字进行比较,来看《大正藏》的文本变化。《大正藏》通行本发生的变化共79处,主要表现在词语改换、增减、倒文等,二者相较可以看到文本传承中语言的时代变化,解释性成分的增加,以及讹误疏漏。41处变化在《大正藏》所对校的诸多版本中与刻经相同,可见通过刻经与《大正藏》诸版本的对比,可以对文本变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文本变化的时代判定更加确切。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晚期汉诗

芥川文学研究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长盛不衰的显学。然而,迄今为止的芥川研究往往忽视其作为汉诗人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探索芥川的汉诗不仅有助于推进芥川文学研究进程,对于考察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汉诗歌语音表意功能的通性

论述了英汉诗歌中语音因素的组合与诗歌的思想蕴涵、审美韵味的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英汉诗歌中语音功能的通性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李商隐政治诗的悲剧创作心态

李商隐一生以悲苦执着的政治追求创作了大量政治诗。然而在其政治诗的创作中 ,由于晚唐社会的悲剧使诗人不仅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 ,也孕育了“才命两妨”的悲剧命运意识和“人间桑海朝朝变”的悲观宿命意识 ,并使其政治诗创作浸淫在“爱君忧国去未能”的悲剧心态之中。本文从李商隐政治诗的创作心理历程分析了其政治诗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 ,揭示了诗人政治诗悲剧创作的心理轨迹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庞德的《神州集》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化

庞德早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见于他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里。《神州集》收录的18首汉语诗歌英译文译自19首中国古典诗歌。庞德主要以他提倡的英语现代诗歌的散文价值作为翻译的参考标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现代化,使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英语自由诗的形式进入英美文学界,并大放异彩。     

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艾略特诗歌与中西诗学传统

艾略特无可比拟的“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是以其诗作中所蕴涵的中西诗学传统为根基的。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和中国诗歌的简约风格珠联璧合,使其诗作既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又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杜甫戏题诗新论

在现存1458首（据浦起龙《读杜心解》）杜诗中,有33首以＂戏＂为题的诗。文章以杜甫的游历为线索,将他的戏题诗创作分成四个时期分别论述,试图探寻诗人一生的经历和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从而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诗人形象。     

浅谈闻一多诗歌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诗坛新诗格律化的旗手。他以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创作格律化新诗 ,诗中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主精神 ,充满着乐观情绪和青春活力。他的诗熔中西文化于一炉 ,情感丰富 ,语言凝炼 ,格律严谨 ,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战斗性和时代性 ,富有深刻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