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的理论风险与应对策略

风险刑法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进行讨论,支持者认为其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刑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对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社会根基不牢。但是风险社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可能性,同时,事物的两面性又决定了风险刑法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风险刑法有侵犯人权的可能性、有背离刑法谦抑性的危险、有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刑法理论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在适用时应当采用适度扩张罪名、适当的扩展责任主体范围、前移犯罪构成标准以及构建科学的风险刑法立法模式以及完善的风险法律体系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应对。     

社会保险制度中社会风险的产生、内涵及应对*

社会风险是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前提,没有社会风险,就不会有社会保险。从风险、风险社会及社会风险这些相关概念出发,全面阐述社会保险制度中社会风险的产生及其发展路径,发现社会保险制度上所应对的社会风险是一种中度危险的风险事故,有着自身特定的制度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作为技术途径的保险原则与社会保险权之权利规则的两个视角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对社会风险的应对原理、机制与优势。     

风险视域下突发事件传媒应对机制建设——基于吉登斯风险分类理论的视角

突发事件（风险）的处置是一个需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的系统工作,媒体的应急处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吉登斯认为风险是随着现代化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他根据风险产生的根源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类,由于“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在产生机制、自身特性、发展趋势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性,其治理手段就必然有所不同。以吉登斯对风险的分类为理论根据,探讨两类风险发生中大众传媒的应对机制建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成因及其表现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风险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效果与预期发生偏离或产生损益的可能性。事物矛盾的客观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局限、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等使风险存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媒介、教育环境等要素之中。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农民失地失业及城镇贫民窟风险、伦理道德危机风险、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是我国社会进步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在我国将有一段较长的存在时期。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掌握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要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快建立社会风险防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及其政策体系,积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建立城乡社会心态、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融合机制,重视并解决好城镇贫民窟等相关问题。     

主观能动性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现实性是指现实存在着的具有必然性的客观事物及其种种联系。可能性指的是包含在事物中的、预示着事物发展前途的、将会变为现实的种种趋势。可能性和现实性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它们是事物发展链条上互相衔接的两个环节。一方面,可能性是在一定的现实性的基础上产生的,     

科学发展视野中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时代阐释

由大地震引发的日本核危机突显了当代风险问题的重要性。所谓"风险",是指因社会发展而潜伏下来的遍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各种可能性危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为风险防范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认为资本在形态转化过程中会遭受经济风险。防范政治风险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全球化趋势是当代文化风险的重要根源,通过风险分担可以防范社会公共风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风险防范机制,必须以防范经济风险作为整个风险防范实践的基础,并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防范,保障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哲学维度:反思现代风险

立足于哲学维度,反思现代社会的风险表现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从理论层面上对风险的属性、趋势,指向、效应等特征的现代性分析,有助于超越传统风险观念和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进而推动哲学理论的自我更新;从现实层面上对风险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潜在性和可能性,风险的未来性和不可逆性,风险的影响力和作用力等方面的关注,有助于人的现代风险意识的自觉和人的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     

试论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以实现风险最小化为目标

国家行政并不能完全规制环境风险,为实现环境风险最小化目标,社会主体应当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自主降低环境风险,形成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自主规制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说只是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机制正在形成与发展之中,能够对行政规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对自主规制而言,国家行政资源不足是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合作原则是其生成的理论基础,而环境责任的严格化则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在类型区分上可分为责任分担型、合意达成型、刺激促进型,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与效果有所不同。自主规制在现实中确实削减了环境风险,但也存在着风险治理实效弱化、可能侵犯基本权利等局限,需要在自主规制过程中注意避免。     

英国邮政业的风险规制

英国邮政服务委员会是英国邮政业的独立规制机构,风险规制是其重要职权之一,该委员会为邮政业风险规制制定了大量细则,涉及紧急权力行使、保障信息安全以及火灾、爆炸物预警等多方面。英国邮政企业的风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涉及经营风险与违规风险,外部风险涉及安全事故、经济危机、信任危机等。英国邮政企业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英国经验可以对我国实践发展提供镜鉴,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着力强化风险预警,细化风险应对规则;另一方面,邮政企业自身应当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健全常态化风险控制机制。     

现代科技的风险类型及其博弈研究

现代社会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科学技术从过去到当今在各种风险规避、防范和治理中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然而,随着全球风险社会趋势的日益明显,现代科技在其产生和应用的过程中,自身也遭遇到多重风险,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和科技应用的多重风险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博弈论研究现代科技的各种风险,归类并分析了现代科技自身的各种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伦理风险,研究了这些风险背后的相关博弈,如知识博弈、利益博弈和道德博弈,等等,并呼吁建立相关的科技风险治理机制和科技责任的全面落实。     

廉政风险及其形成演化机理

廉政风险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公务或日常工作生活中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廉政风险因素、风险环节、廉政风险事故及损失等。廉政风险形成演化的过程包含了风险生成阶段和风险传导阶段,其中风险生成阶段包括风险潜伏期、风险显露期两个时期,风险传导阶段包括风险积聚期和风险爆发期两个时期。廉政风险生成和演化的逻辑在于:在廉政风险生成阶段,风险源演化为现实的廉政风险;在廉政风险的传导阶段,廉政风险经过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传导,其能量被积聚和放大,最终受客观风险源状况、公务人员主观心理过程和系统风险控制力等的影响,形成现实的腐败问题。     

论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风险"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对其债务进行违约的可能性;广义的"国家风险"就是投资环境,因此"国家风险"的大小与投资环境的优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优良的投资环境意味着"国家风险"较少,恶劣的投资环境必然等同于"国家风险"较多。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可以预料,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有望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有必要最大限度地规避拉美的"国家风险"。拉美的"国家风险"多种多样,其中最显著的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外交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中国企业要密切关注拉美形势的发展,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和完善投资保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现代保险业的优势,将可能会遭遇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要与中国驻拉美国家的大使馆以及东道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内部控制制度何以防范公司的环境污染风险

我国的内部控制法律制度根据审计和会计的要求,已经基本建立。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约束高环境污染高风险行业,不仅有着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还是公司自身减少公司经营成本的重要机制。现有的制度和相关实践,为防范环境污染风险的内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条件。然而,诸多现实问题和国际经验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建构。尽管如此,将环境风险纳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大势所趋。这需要明确适用的行业和企业类型,突出管理层在环境污染风险防范上义务和责任,同时求得自身的权利义务责任配置的均衡。     

论长三角地区政府预防生态风险的机制完善

长期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着"太平盛世""没有风险"的错觉.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中存在着一定的失误、法律法规还有不健全之处、监管与执行不力所导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生态风险有着难以被描述或监视的特性等等,这些都是长三角地区政府预防生态风险机制运行障碍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生态一直没有看到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环境治理必须走出"高速公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旧思路,形成区域一盘棋的生态治理格局.同时,还要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超越各自的局部利益的更为广泛的合作.这就是长三角生态风险预防机制完善的两大突破口.建立和健全政府规避生态风险的预防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区域生态安全合作,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二是建立区域内生态经济联系机制;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生态投资渠道;最后,完善法律法规,意识上和制度上保障风险预防.     

论民主的内在风险

在历史上,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化解社会风险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民主制度在产生和建立过程中自身就存在着诸如多数人决策水平过低、少数人利益受侵害等不安全因素,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即民主的内在风险。通过对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风险性的分析来揭示民主的内在风险,能为正确认识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差距,破除民主迷信,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的民主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被容许的风险的基础问题

被容许的风险的产生、发展与风险社会的关系密切,风险社会的到来成为被容许的风险的社会基础。风险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风险分配的功能,被容许的风险促使其立法和适用更为谦抑。风险的外延比危险更为宽泛。危险犯中的危险系结果危险,被容许的风险中的风险大致包含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剩余风险应为事实上活动、技术等领域无法掌控的固有风险,被容许的风险更侧重规范评价上的容许。被容许的风险在能否成为正当化事由的对象时,与正当化事由存在差别。被容许的风险的内涵可归结为经过利益权衡应当排除归责的行为。被容许的风险在刑法条文中没有相关表述,在存在范围上不包括日常生活的风险与没有制造风险的行为,具体判断需要借助相关规范,其适用后果仅排除刑事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