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航运业的近代命运——以上海沙船业的衍变为考察对象

沙船是中国三大传统船型之一,是明清时期东部沿海商品流通的重要交通工具,对上海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发挥过主导性作用.近代,随着北方口岸的开放,特别是1862年取消“豆禁”,西方航运业侵入北方豆货运输业务,严重威胁沙船业的生命线.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前期,北方最重要贸易地烟台、牛庄步入“轮船时代”,宣告沙船业的完全衰落.不过,沙船并未就此绝迹,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定的市场.在轮船压倒性的优势面前,沙船通过改变货物运输结构顽强生存,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不仅如此,部分沙船商人及其子弟顺应历史潮流,跳出传统行业的框框,转型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

上海居我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濒临东海,又有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交通方便,贸易发达,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对江南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所载《海运南漕议》一文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本文仅以北洋航线上的沙船贸易对上海商业的繁荣所起的作用作一探讨。     

外国资本入侵与上海沙船业的衰落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业十分兴旺发达,拥有沙船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总资本约达白银二千四、五百万两。同时,在其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鸦片战争后,在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上海沙船业拥有的沙船只存二千余艘,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锐减到“四百号”,到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不过二、三百艘”。是什么原因促使上海沙船业在短短三四十年中迅速衰落下去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郭成康本文通过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政府对南洋贸易政策变迁的分析指出，在禁南洋案问题上，中央决策受到东南沿海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清廷历次禁南洋案的中央决策所依据的原则依次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全国财...     

闽西客家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四堡雾阁邹氏为例

闽西四堡雾阁邹氏至迟在明清之际已渡海到澳门贸易,清康熙中期开始向南洋发展,其高峰期持续到乾隆前期;东渡台湾则主要集中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期。在南洋,邹氏族人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不仅在贸易上"大获其利",相当部分人还与当地妇女联姻;在台湾,邹氏族人除了从事农、工、商各业之外,还有部分人从事军务,为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贡献。影响邹氏族人向海外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明中叶以后闽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雾阁邹氏的经商传统;海洋形势的变化和清政府海洋政策的调整;四堡书籍刻印和贩运业的发展。     

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

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的重要成员,1967年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后,始正式涉足洋务。丁日昌在苏抚任内,曾经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并处理收买美商“旗昌轮船”一案。他在当时敢于将洋人在上海架设的电线及福州已经商订的电线合同全部拆毁撤销。首先提出在中国建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以及开拓台湾,创办铁路、电线、矿务、垦务、茶务等近代企业。他虽未曾建树过象林则徐抵抗英国侵略和左宗棠收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

归化城是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蒙古和新疆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在归化城设关榷税,随着汉蒙贸易、边疆贸易的发展,该关税额有较大的增长。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粮食为主。归化城的商业构成以金融业、批发业、贩运业以及皮毛加工、餐饮旅店等业为主。     

早期招商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

19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涌入我国,外资轮运企业也在中国相继创办起来,并不断扩张,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业。他们不但打开了上海以北的沿海贸易,而且把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变成了他们任意驰骋的商船通道。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琼记及旗昌洋行都先后在上海建立起轮船公司,控制了长江及我国沿海的航运业务。 当时各国侵略者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主要渠道即为商船运输。其中贩运鸦片、走私偷税、拐卖人口等罪恶行径无所不用其极,这     

晚清南洋海军经费管窥

1875年,清政府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负责北洋地区,沈葆桢负责南洋地区,并由户部指定海防专款四百万两。从1875年到1884年,南洋海军每年约经费四、五十万两;中法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有所上升,但此时军舰增多,实际军费并没有增加。甲午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与第二个十年基本持平,日益走向衰落。     

乾隆朝殿试策问考题研究——侧重与当时社会治理的关系

清代乾隆朝共进行了26次殿试。殿试形式为策问,策问考题涉及治国方针、官风吏治、民生、漕运、水利河工、儒学、士风士习、民风民俗,书籍修纂、边备军事、对外贸易等内容。乾隆朝殿试考题,既有考核人才的作用,也有借此寻求社会治理之方的功能。此外,因乾隆朝统治前、后期形势的不同,题目尽管围绕社会治理而言,但重点却有所区别,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减弱、乾隆帝对吏治败坏的忽视与无为等诸多问题。而乾隆帝通过殿试策上传递出的这些侧重与偏好,与当时的士习官风,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清代各省奏缴请毁书籍汇考——“四库禁书”研究札记之一

汇考依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参以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时间起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迄五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内地十八省皆备。各省汇奏次数合计180次,地方奏缴总量约计139 803部。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呈缴未出现持续上升趋势,而是一路波折;四十四年是地方缴送请毁书籍的最高潮,此后呈书数量持续下降,再无明...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复兴

民族凝聚力研究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精神文明工程。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展开民族凝聚有两个原因：和而不同，以“心”征服的心理凝聚；心向中原，追求平地的地缘凝聚。其复兴典型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磨难后形成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服务贸易与经济转型：理论及来自上海的经验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经济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服务贸易的发展更加活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东部地区率先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新形势下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一地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从中间需求这一供给因素的增长角度梳理经济转型中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国实践与问题,并以上海的数据为例检验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所检验的决定因素中能寻找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上海城市的文化认同及其开放与容纳

在中国,城乡差别原来不很明显,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人在一般的都市优越感上,又加上因西化而带来的特殊感。这种特殊感并不完全是上海人的自我感觉,它更是上海以外的人们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模式化的认同。1949年以后,这种优越感有增无减。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

自秦汉以至清代，我国每石皮粮（如南方的稻谷，北方的粟谷、高粱）的价格为：汉代３０—１３０钱；魏晋南北朝２５０—５００文；初唐至盛唐５０—２００文，唐后期２００—４００文；北宋２００—７００文，南宋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文；明初２５０—３００文，明中后期４００文。清代顺康之际３００—８００文，康乾时期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文，嘉道至清末２０００文以上。总体而言，各个朝代的前期尤其是初唐、盛唐和明代，经济繁荣，政治鼎盛，此时的粮价格外低廉平稳，人们多有谷贱伤农之叹。汉初每石皮粮三四十钱，明清初期均为３００文上下。由于明清的斗桶比汉代的大四倍，因此，经历近二千年，粮价实际变化不大。此外，粮食地区差价很大，大城市与小城镇相差悬殊。     

析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

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土司战乱后,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其中,在经济上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祖国的统一、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探析

中国的劳动立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工厂法、矿山交通劳动法、工会组织法、劳工福利法等方面的法规。这些劳动立法,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讲是一大进步。然而,北洋政府制定劳动法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工人反抗,调和劳资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并未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劳动立法的实施成效欠佳,其制度的建设意义远大于对工人保障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