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与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和“归化”考辨

晋、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归化”很频繁,但规模并不大。古韩国人之所以如此做,是迫于外部战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而勉强为之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同时,加强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封建王朝对古韩国人“朝贡”、“归化”的过分渲染,只是为了安抚、监督、宣威于边境附近地区的两国人民。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唐代羁縻府州内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唐代羁縻府州是唐仿内地行政制度而建,其结构多为府—州,府—州—县,州—县。但县及县以下组织则较复杂,如龟兹无县而有城,城下又有村坊;江南诸道则县下设村洞。这两种建制既有唐制,又有地方特色,而此种独具特色的基层建制却不是唐周边民族地区都能设置的,体现了唐羁縻府州的等级性,而此又决定了唐羁縻统治的多样性。     

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历史考述

庭州(治所在金满县)设置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辖金满、轮台和蒲类3县,大致相当于今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和木垒3地。这一设置标志着唐朝开始直接统治天山北麓的游牧民族,从此东部天山北麓的历史在“庭州”的名义下也有了比较详细的汉文记载。此前,则由于史料匮乏,这一地区的历史很少有研究者问津。为了更好地理解庭州设置的重大历史意义,本文拟对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的历史作一初步探讨。一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的历史,与突厥和铁勒关系很密切。关于庭州治所金满县,《旧唐书·地理志》载:“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     

论管理的“匮乏人假设”——人类为何需要管理

古今中外的各种管理理论都有特定的人性假设,只不过有的理论家明确阐述自己的人性观,有的则将理论建立在隐含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经过分析发现,建立在林林总总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管理理论主要是为了论证＂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而没有说明＂为何进行管理＂这个从哲学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问题。管理的＂匮乏人假设＂直接指出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不完美状态,并认为一部分人管理而另一部分人被管理是必需的,而双方的角色是由偶然性或能力差别决定的。     

北宋河湟地区招刺弓箭手垦田戍守的措施及意义

<正> 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进占河湟地区后,副统军河州洮西安抚使王赡曾劝诱当地蕃部首领,令其部众应募弓箭手,但没有结果。崇宁二年(1103年),宋军再入河湟。大观三年(1109年)二月,地方官上言:“自复西宁州,招置之术失讲,劝利之法未兴,不取地利,惟仰转输,并力飞挽,增价买籴,仅济目下之急,潜滋久远之莫[弊],内外牵制,莫不穷已。望速委帅臣监司,讲求弓箭手敷足,蕃部着业之术。或诱或拘,责以耕耘,田既垦则谷自盈,     

简论“九&#183;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民国时期新桂系村治研究

民国初年 ,新桂系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 ,在广西实行村治。孙中山认为县为自治单位 ,新桂系则认为村为自治单位。新桂系实行村治与全国其他地方包括山西阎锡山的村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的特点 ,并且与乡村建设派有密切的联系。新桂系在广西实行村治 ,创造了“三位一体”制度 ,使广西建立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 ,从而使广西获得“模范省”的称号。研究民国时期新桂的村治 ,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治的历史及其特点 ,对目前村治的研究无疑是有益处的。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市民的再社会化:由“单位人”、“新单位人”到“社区人”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贯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王义市场经环体制转机和田传统的到闻社会间现代的开现社会转轨，门成了这次社会转型的基不内容。社会转型所掀动的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必然会深刻地影附中国人的西社会化“’过程。本文拟就我国颁币币民在这一再社会化过程中正经历的由“星值八”、“新幸历人”到“社区人”的落变作一初步的探索和司析。“单位人”宰。，毫。国百种社会组织所胄遍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在高。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草应以行政关采为纽带，相成了我国政治、经历和社会体制的组织基础。有学吞认为：…     

“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分合

作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学科逻辑起点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概念 ,是基于人性假设的理想类型 ;“道德人”和“经济人”理论上的疏离不仅带来了理论范式上的歧争 ,更严重的是 ,由此带来的制度安排也有悖于行为主体的真实选择 ;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学科应在原来假设的基础上各取所长 ,这样才能较真实地反映人类行为的多层面相 ,进而不断优化现实中的制度建设。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

约在 19世纪 60年代初 ,朝鲜农民开始向俄国沿海州地区移居 ,与朝鲜族开始向延边地区大批迁入的时间大致相同。移居到沿海州的朝鲜人成为开发该地区的生力军。俄国当局对于朝鲜移住民施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招徕朝鲜人去开发远东。 1884年以后 ,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 ,加之“黄祸论”的忧惧 ,俄国当局则对朝鲜移住民采取了限制以至驱逐政策。日俄战争以后 ,出于国际关系等的考虑 ,俄国当局对朝鲜移住民的政策又有松动     

“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得以生存的,实践改造和发展着人的自然属性,生成和发展着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的社会属性并没有消除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改变了自然属性.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压制、扼杀人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并不断提高这种需要的质量和水平;“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构成人的本质的不是生物学上的类,而是社会关系,即使是人的类本性,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再塑造;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又生成于人的活动中.社会关系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只有通过创造生命价值的活动时间,才能获得“价值生命”,只有通过占有自由时间,才能获得自由个性,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思”与“在”——意识活动探源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哲学史上不是被处理成心物二元对立,就有可能导致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运动,确切的把握方式是将意识活动视为人与外在世界的信息交流.意识具有信息的"虚在"本性,必须凭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方能得到显现,但仍有其自身特定的存在形态,故不能归结为物理或生理的机能.当然,意识活动亦还有不同于一般信息现象的特点,如主观性与自我反思的性能.意识的生成经历了由无意识到原意识再到意识的演化过程,并有其各方面的生成条件为支撑.意识活动又可区划为感性意识、知性意识和悟性意识三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特点与功能.而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则集中体现在主体心理图式的建构上,心理图式的调节作用构成了意识的反思性能,进而保证了人的意向与行为反应的主动性,但切莫忘记这一内在心理结构的形成又是以人的身心合一以及人与世界的共在为前提的.     

解读科学发展观中的“人”

发展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而人的问题则是发展问题的核心指向。科学发展观关注的＂人＂是具体的人、有着全面需求的人,是包括了当前与未来视域中的、作为绝大多数的＂人＂。这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唯物的基本性质与辩证的基本特征。     

论公司人的“指向性”

公司的本质规定性是营利,强加于公司人之上,就强化了公司人作为人所具有的目的性,形成了公司人“指向性”的类特征。公司人自利的主体承栽着“指向性”;公司人思维控制着“指向性”所指;公司人之外的物或关系是“指向性”所指之物。最后,基于“指向性”提出了公司管理的应用举例。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叙事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新民俗——以湘南B村“周礼古宴”为例

"周礼古宴"是湘南B村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官方记述中显示它源于周朝"三礼",民间则认为它是从村落开派起传承的,现在看到的村中经由官方组织安排的古宴现场表演则于近年才产生。这就使人们在认知上产生了模糊甚至矛盾。从叙事的视角来看,关于"周礼古宴"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并没有本质冲突;古宴活动本身是关联于传统,又符合发展之势的新民俗;更是已融入村落生活,具有生命力的真民俗。     

徽州说鳖：说“新安”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微州，古称“新安”。不少徽州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习惯自称为新安人，如南宋大儒朱熹就自署“新安朱熹”，为著名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等刻绘插图的微州刻工也多在画面上留下“新安某某”的落款。新安郡，是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设立的，它的前身是汉末三国时孙权所设立的“新都郡”。